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news from nowhere

Category: Words

實用文一則:巴黎寄件記趣

長途旅行,不能帶着太多隨身行李,立時用不着的東西、沿途拾回買回的紀念品,帶不走就要處置,都是一件頗讓人煩惱的事宜。處置的方法有幾種:最好是跟自己說浪子本來兩袖清風,何苦被無謂的物件拖累自由的步覆?沒有那麼理想主義的不妨以成本效益角度考慮:搬運多餘物件所花費的空間和氣力跟物件本身的價值相比起來是多麼不划算,還不如放棄,往後需要再來添置。做不到的話,或者有些物件如車票博物館小冊子明信片等紀念性質的東西是無法被重置,那臉皮夠厚人面夠廣的就先暫放在別人家;不好運臉皮薄又犯眾憎,又或者人情卡都已碌爆,就唯有把東西郵寄回老家一途了。

在法國半年,雖說是有了之前日本一年工作旅行的經驗,已懂得盡量輕裝出行,可以買的當地才買,可以丟的就不留,可以送人的就送,但還是不能阻止我儲了一大箱子的單張印刷品。對很多人來說它們都是看完就丟的無價值的廢紙,但就是我的旅程的紀錄憑證:它們盛載的內容、外觀設計、質感和氣味,是帶領我回到某一時空的重要鎖匙。我總是很小心的把它們以日期和地點分成小份放在行李中,等旅程完結了再把它們重新整理收藏。

我當然知道自己這鋪癮,所以來了巴黎不久我已上網查閱法國的郵政服務,甚至親身走了兩趟郵局問過清楚。若是從香港寄往法國,可選擇平郵(香港郵政,需時50-60天)或空郵(香港郵政一般空郵需時10-12天,有時更快),但反過來以法國公營郵政LaPoste寄件至香港就只有空郵,而沒有平郵的選擇。LaPoste的空郵服務還要非常昂貴,選用他們的「Prêt-à-Envoyer」箱子,5公斤的箱子要46歐羅,7公斤箱子56歐羅;如果用自己的箱子寄,更分別要53,70歐羅及101,50歐羅。誰會願意以這個價錢寄送沒有商業價值的文件?

第一次到郵局去問,郵局職員重覆報上了網站的價格,也確認了沒有平郵選項。心灰意冷之際,她忽然問我是寄甚麼,然後教我去寄一個叫做「Livres et brochures」的東西,5公斤也不用15歐羅。回去再上網查一次,LaPoste官網計算郵資的部份沒有,但就鬼鬼崇崇的列在另一個部份裡!原來是法國政府的一項文化推廣政策,凡是在法國出版以法語刊登的出版物,都可以一特惠價錢郵遞。這麼好的東西竟然給隱藏起來,幾乎都沒有人知道,實在太過份了。為免有誤,我又去了另一間郵局再問了一次,確認其他分局都有提供這一項服務,然後就在郵局買了一個箱子,滿心歡喜準備等它裝滿後就拿去寄。

離開巴黎之前,我捧着一個差不多7公斤的箱子,裡面是這半年間半環法之旅的文獻,到了之前未到過的郵局分局去寄。不出所料,郵局職員完全不知道這回事。任我把網站的資料全數展示給他們看,包括他們另一分局同事給我的報價,他們都是耍手搖頭說不知道做不到不能寄。結果我只能深深不忿的把箱子又捧回家去,再上網又查了一輪,發現這項服務在9月經修訂後,很多用家,主要是網絡書商們,都是一頭霧水束手無策。最常見的說法是郵局職員不知道有這項服務,然後說是寄件者得自備符合郵局規格的郵袋,但沒有人確切知道那規格是甚麼,又有人說是裝馬鈴薯的袋子,袋口束繩和要付有縛標籤用的圓孔⋯⋯看到這裡我心裡早已粗口連連,X你為了15歐羅花我這麼多時間走來走去查來查去,還要去自製郵袋,重點是之後很大可能還是會被拒。

事情發展至此,我別無他法,都是要去幫趁返自己人。有那麼多中國旅客來巴黎掃LV,就有那麼多的中國人速遞公司。巴黎老佛爺或十三區,總有一間在左近,價錢比LaPoste平一截,提供免費包裝物料登記會員有會員價還可上門收件,設代購奶粉紅酒化妝品專線⋯⋯結果我在一間名叫37 Express的老佛爺門市搞了不過十分鐘,操普通話的女職員已幫我登記好磅了重收了錢弄好寄件標籤申報單封了箱放一旁待寄。7公斤收費46歐羅,都是經LaPoste寄,但比「Prêt-à-Envoyer」還要平宜10歐羅。忽然所有煩惱都解快了的我茫然不知所措,站在店裡一堆忙着把戰利品代購品裝箱的中國同胞中央,封箱膠紙的擦擦聲響讓人有點精神緊張⋯⋯這並不是法國的速度感;這裡很明顯是中國人的領域。只要是有利可圖的事,中國人真的可以做到無人能及的⋯⋯

只是有一點:內地同胞趕着炫耀新買回來的包包把代購品轉運,當然只提供速遞服務。慢一點的海運服務,找來找去只找到一家香港人開的英國公司,主要做移居海外者的生意,服務包括運送30公斤起的箱子和暫時倉存,價錢合理服務周到,當年我留學倫敦也是用這家。可惜他們至今仍只做老本不做內地自遊行購物團生意,7公斤的「小」郵件沒辦法也就只能用內地人的速遞公司了。要找老實不花巧的服務供應商,還是香港人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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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色

我不懂樹。我只言道它們是深綠的、青綠的、紅的橙的黃的、密集的、高聳的,詞彙貧乏得可以。旅遊時,當火車巴士越過了無人煙的荒野,我總是靜靜的看着窗外的草木山林,想着啊這樹色又跟之前看過的不同了。但究竟是個如何的不同法,我又無法找到相應的形容。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品種名字。那是因為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與樹無關的語境中嗎?如果不是之前的颱風山竹把滿城的樹木吹倒,我們也許永遠也記不起它們長甚麼模樣。

九月初的初秋時分,法國西部盧瓦爾河地區(Pays de la Loire)的陽光猛烈依然,把夏末的蔚藍換上一層昏黃的淡水藍。顏色漸變溫和的同時萬物也開始失去鮮明的輪廓。這裡我再看不見讓人驚心動魄的山岩、常出現在莫內和梵高畫中的形狀奇特的樹。天空很闊很高,壓着一片廣大無垠的平原,和間中出現的邊界齊整的樹林。從南特(Nantes)驅車前往一名叫La Gacilly的古鎮,公路兩旁種滿了樹,Jeff說是數百年前住在這裡的貴族種下的,現在大都收歸國有,變成受國家保護的郊野公園。Jeff是業餘攝影師,最喜歡拍攝樹木,這一帶的樹的品種他都認得。

我唯一留意到的只是,這些(對我而言)不知名的沒有特徵可言的樹木,不知怎地在秋日金黃的陽光底下格外耀眼。隔着車窗,我目不轉睛地盯着絡繹不絕地在我眼前掠過的樹木,高度相等的樹冠不約而同的在淡藍的天空下閃閃生輝,說不出由來的鮮黃色玄光讓我無法自拔。是秋風吹拂下葉片反射了日光,還是樹頂長了黃色的花朵?都不是:樹葉尖上點點金光實是黃色油彩。這是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和克羅德·洛林(Claude Lorrain)畫筆下林木䌓茂的人間樂土,是我所認識的西洋藝術史中的法國。

戶外攝影展Festival Photo La Gacilly已舉辦了十五年,毎年夏天在中世紀古城鎮裡各個角落設有攝影展覧裝置,主題環繞人類和大自然。今年的主題是《La terre en questions》,探討地球/土地面對的問題。切入的角度主題很多樣:環境污染、氣候變化、全球化為環境及社群帶來的影響、城市化的過程、物種社群的流徙、廿一世紀人與土地和大自然的關係、外太空的美麗新世界,來自世界著名的新聞攝影師的獲奬新聞照片、大自然攝影藝術攝影概念攝影、新科技如航拍機和顯微鏡攝製的作品、到業餘的社區學生作品也有,參展作品多達一千件。

在戶外展出的攝影作品自然是數碼印刷在耐久的物料上,未必是最理想的效果,但作品的擺放顯然別有心栽。花幾歐羅買一張地圖,跟着不同的主題路線,觀者可以一邊看展一邊遊覧古城,也是愜意。其中不少展場設在樹木叢生的公園和荒地上,看人和大自然中的照片和照片中的人和大自然的交合,又是一奇妙的光景。

第二天,Jeff讓我看他拍的樹的照片,又帶我穿過他家附近的樹林,給我指出懷疑是朱爾·凡爾納(Jules Verne)在他妹家園種下的樹,直至來到懸崖邊旁,眼下便是平靜如鏡的盧瓦爾河(La Loire)。灰藍的河面上沒有一只船,在這無風的早上甚至不帶一絲漣漪,聽說是現在都沒有河上貿易了。南特的黑奴販賣的黑暗歷史在這平靜的河面上不留一絲痕跡。揮舞着一只我永遠也未能習慣的斷臂,Jeff告訴我積葵·丹美(Jacques Demy)就在這附近上學。我卻尤是想起Julie Taymor的《戰士終結者》(Titus)裡,被強暴並切斷舌頭及雙手的Lavinia,雙手的切口長出鐵線般的枝椏來。比起殘暴的人類,樹木明明是那麼的強韌而溫柔。

撰於2018年9月29日Crozon-sur-Vauvre

如果在夏午,一個旅人

那個美麗的女子微笑着跟我說:妳會記得這個下午。為此我嘗試回憶那個下午。

我記得我是為了找長途巴士站而來到巴黎右河岸的Quai de Bercy。那是巴黎的初夏,天氣已然越過了春天乍暖還寒的曖昧,陽光灑下來,皮膚還能感到些微的刺痛。在巴士站四周轉了幾個圈,確定自己的事務已告完結,我攀上了通往河對岸的西蒙·波娃行人橋(Passerelle Simone-de-Beauvoir),朝着法國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ite François-Mitterrand)那四部翻開了的大書前進。也許是陰晴不定的天氣使然,這組豎立於廣大高聳的廣場的宏偉建築群:玻璃和鋼材、極簡線條,也就是二十世紀歐洲建築的象徵,當刻看上去卻不見啟蒙時代的光明與希望,反像在投射後現代主義的陰森沉鬱、失落與質疑。

廣場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兩個抄路而過的疲憊的路人,和幾個拿着滑板躲在其中一棟圖書館大樓陰影下乘涼的無所事事的少年少女。沒有人進出圖書館的多個出入口,玻璃塔裡也沒有人類活動的痕跡。愛圖書館如我,當下也失去了進內一探的欲望。我在一張畫滿了塗鴉的五月風暴五十周年攝影展海報前停下,一陣風吹來,吹起了不知從哪裡來的枯葉。我們的文化,是否就淪落至此?我步下讓人目眩的階梯,回到地面的行人路。我渴望拾回讓人動心的事物。

沿着河岸再走大約五分鐘,轉進一大學校園。方正的廣場上分佈了幾件大型當代雕塑,中央是點綴着點點白花、切割方正的幾片青綠草坪。公共空間兩旁是大學不同學科的院舎及半公營學術機構。當代藝術中心Bétonsalon 就是如此悄然無聲的隱沒於這巴黎十三區的大學校園中。我在門口來回踱步找入口之際,沒發現她一早就在玻璃牆的另一面注意着我。

坐在門口,年輕而腼腆的女子給我展覧小冊子,示意我從一扇門進入展場。長方形的空間,一邊是乾淨時髦的灰色磚牆,上面簡潔地鑲了一行粉紅色的光管。另一邊是一列落地玻璃,一覧外面課後無人的校園寧靜時光,陽光從外面傾倒,照亮了一室光潔無瑕的當代藝術空間設置。牆上窗邊點綴了幾乎毫不起眼的物件和畫稿,刻意的不經意也是當代的美學語言。另外除了放置在牆邊的幾張木櫈、臺架和一些電子器材,基本上空洞無物的空間裡只有一張白色的畫紙覆蓋了平滑的淺灰水泥地板,留下四邊給觀眾作通道。我才為意那白色的平面就是舞台,空間另一端一直在靜靜地觀察着我的女子已把舞台邊的一盞巨形射燈亮起,慢慢步上舞台,像走貓步但比貓步要更慢更隨意,並開始緩緩的舞動四肢,讓自己的影子落在牆上的圓形光圈中。這時我才明白自己在看的不是裝置,也不是工作中的藝術家工作室,而是一場場域特定的Happening。

微捲的深棕色頭髮隨意地以一只髮夾固定在腦後,白色上衣上罩上一件黑色薄外套,下身是深黑色牛仔褲和運動鞋,女子走到畫紙的盡頭,又回過身來,擺了幾個像是瑜伽的架步。坐在一張長板櫈的我開始緊張起來:果然女子張口以法語獨白起來,她的聲音在廣大的空氣中迴旋,又往我的方向襲來。我不自覺的動了一下。女子睜大了一雙漂亮的大眼睛:「噢,難不成妳不會法語?那我用英語來一次。」

而其實我只是不習慣在展覧中,從被動的受眾位置被轉換成被觀看的主體。我只想當個藝術消費者,或者拍幾張照片在面書寫幾句觀後感,除此之外我無意欲亦無力氣參與作品的形成。也許我是害怕出醜,拒絕成為難以入目的業餘表演者,但更大可能我只是懶。但女子帶點慵懶的大眼睛、甜美的笑容拉出一個尖銳的下巴,沒有很強人於難但也讓人無法抗拒:我知道我進來了這個空間,就代表了要玩這個遊戲。我拿着她遞給我的麥克風,告訴她我正在面對的困難:我了解這場Happening 的目的,這自覺卻讓成為參與的障礙。

女子的笑意更濃了:「這就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嘿,我得把它記下來,好用作下一次的作品上。」她又來到場中央,開始講述自己的十六歲派對,如何在眾目睽睽之下跳了一支舞。我不再介意,又或者是放棄了反抗,跟從她一個接一個的指示,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表演任務。另一個男子進來,大方的跟她一同跳了一場舞。我們三個坐在長板櫈上,看着玻璃牆外午後時光的廣場,沒有一人進入我們這奇異的時空,只有金黃色的斜陽,在地上留下一排平行四邊形的光塊。男子倏地站起身來告別。女子還是笑意盈盈。不知不覺我已待了兩個小時,那是旅人才有的奢侈。我忽然想,她甚麼時候下班。美麗的女子卻微笑着跟我說:「妳會記得這個下午。」眼睛也沒有離開玻璃牆外,只有長長的睫毛在寂靜的空氣中微晃。

撰於2018年9月21日Crozon-sur-Vauvre

悲慘世界

Withhold not good from them to whom it is due, when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ine hand to do it. — Proverbs 3:27 (KJV)

 

我有一個心願是把聖經由頭到尾讀一遍。唸英國文學的人,不能不懂聖經和希臘神話,聖經之中又尤以King James Version 最為文人採用。之前試了兩次,都是去到舊約的三分之一左右便半途而廢。這次來歐特別在平板電腦上載了King James Bible,再戰創世紀無限復活。上面引述的是app 裡內置的今日特選經文。

來歐不久,我很快便留意到車站裡和街頭上,常有來自敍利亞的難民坐在地上行乞。他們有時是一個人,多是年㒖的男人或女人(又或者只是戰亂催老),穿戴着沾滿風塵的傳統衣飾和頭巾,地𥱊子也沒有一張,就這樣或盤腿或跪坐在地上,手上拿着一個紙牌,上面以油性筆寫着:「我是敍利亞人,請給我吃的。」有時他們是一家幾口,男人和女人帶着幾個小孩,同樣骯髒沾滿灰塵,靜默疏離的冷眼看着身旁快速走過的冷眼的路人。然而除了難民,街上更多的是無業的無家者,每天在街上蹓躂向路人要零錢。這些無家者裡有男有女,有年長的,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也見過。

我每次遇上他們的目光,難過之餘,更是尷尬萬分。我是一個遊客,拿着不多但顯然是余裕的金錢,來到這個地方消費我的時間與夢想。另一方面,他們的政府和同胞畢竟也沒有給他們施予援手,作為外國人的我,為甚麼就要負上這個責任?以我一人之力,又幫得了多少?我又如何可以知道我一時的善意(或偽善)結果不會害了他們?由政治和政策衍生的社會問題,該當由政治和政策解決,不是嗎?

昨天在前往地下鐵站的路上,一個男人走過來跟我講了一堆不知甚麼話。他的語氣是客氣的,並不帶任何威嚇,但我下意識的就起了自衞機制,邊擺手邊說我聽不懂。那個男人就笑了:「就不過是一些零錢,有甚麼明白不明白的?」我搖搖頭,走了。走着,心裡卻覺得非常羞恥。那男人只是想要幾塊零錢,我雖然一下子聽不懂,但大意也看得出來,那又為甚麼要假裝呢?我在保衛着區區幾塊零錢還是些甚麼原則?

如果這個世界只會一路變壞,我們也只等着政府為人民服務而對當前的不幸坐視不理嗎?其實會不會只是,我們能救一個就算一個呢?也許雨果的悲慘世界一百年後的這個悲慘世界裡,莫以善小而不為就是這個意思吧。

再訪倫敦

這趟歐遊眼看快進入第三週,還沒有寫過一隻字(除了宣告被傷風KO那次),似是會重蹈日本那年遊記一開始即爛尾的覆轍。先是忙着適應,然後忙着遊玩,現在是久病未癒,即使有事想記,亦提不起力氣來。現在呆坐巴黎家裡等開飯(病了還有人做叉燒飯給自己吃是不是太過份),就想記一下--不是巴黎,這城於我還有待消化--倫敦之旅的一點感想。

那年赴倫敦唸書,已是14年前的2004年。由最初帶着一種殖民地情意結和各種來自文學藝術等對這霧都的印象而來,到最後把這城認定為家,朝思暮想着有一天總會歸來,沒想到一晃眼就是14年。這期間我認定的家又多了幾處--也許我們那位剛榮休的本土豪傑是對的:心安是歸處。一個地方住久了,在我們眼中就會變可愛,慣性就變成感情。也許人也是一樣。

久別歸來,我並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我甚至本身並沒有打算過去倫敦,只是踫巧有朋友在那邊,又另有住在當地的朋友收留,當下就買了來回巴黎倫敦的火車票了。回到倫敦,也沒有追看展覧新營空間免費展館,一心只想漫步重温昔日那雙年輕的足跡,那初嚐自由氣味、還未被智能電話和Google Map 污染的勇於冒險嚐新、對方向極其敏感又不懂累為何物的年輕壯健的雙腿。

從St Pancras 走出來,紅磚車站外大街上來往兩排紅色雙層巴士--好老土的都要在心中叫聲:我回到倫敦了!卻又沒有想像的激動。倫敦一切依舊熟悉,但也已換過了一副嘴臉。記憶中街上很多的書店,店門常堆滿買二送一的暢銷書,現在都換成連鎖咖啡室連鎖超市和連鎖(奇怪)壽司店,就跟香港街上全是藥房和金舖一樣,只是連鎖咖啡室連鎖超市和連鎖(奇怪)壽司店這種小資優閒看上去還沒有藥房和金舖的庸俗那麼讓人難過。Notting Hill 已經見不到一間書店(這真是極其矛盾荒謬的事),Charingcross Road 的書店和唱片都消失了,那年我常常看着那唱片店櫥窗長年放着的The Libertines 的海報,心想海報中那男子長得還真俊美,卻一次也沒有踏足過店內。前面不遠處的Central Saint Martins 校舎也搬離了,以前上完課在Senate House 過來West End 散步,總要選這條路,為的就是偷看那些打扮時髦的藝術學生。同是大學生,為甚麼他們就那麼有型而我們又那麼笨柒呢?那是比論文題目還要難解的問題。

朋友住在倫敦東面,正正是Hipsterfication 正旺的地區。本來有色人種聚居的貧民區,街道兩旁盡是文青系小店餐室,週末還有各大小市集,滙聚區內外潮人甚或識途遊客。明明是仕紳化的現在進行式,我卻奇怪並沒有太大反感,甚至覺得在這種新舊踫撞中的鬧市小村落生活感覺也真還不錯:平日可到合作社形式的良心雜貨店買食材,在旁邊的古著店和charity shop 尋寶,在再旁邊的獨立書店翻翻專門出版關於東倫敦主題的獨立出版社的小書,週末逛花市逛市集,天氣好時在家門前的公園野餐⋯⋯在這裡,仕紳化好像真的帶來了一點美好生活的可能。當然,我們也走過一些身受仕紳化其害的地區:靠近中心的原本充斥藝術家工作室和空間的地區,原本的藝術家社群已不復存在。我只有安慰自己說至少住在東面的人好像還生活得可以的樣子,雖然真相如何我是無法知道。

受了突如其來的寒,病倒了兩天,但仍趕及在回巴黎前走一趟以前的大學。那懷念的東倫敦Mile End,走十五分鐘才到的Sainsbury (後來《Cashback》在那兒取景,為此我特別喜歡那電影),跟同屋一同去吃的Nando’s 和每週一天特價的電影院,此外就是一片無奇草根伊斯蘭社區,間有童黨作惡的Mile End。現在呢?整條街少算也有十來間超市(而且是精緻的不是寒酸的那種),以前從來沒有的時髦咖啡室和酒吧,本來的Sainsbury 外面的停車場成了倫敦市內無數新基建大樓工地的其中一個,我的回憶快將變成Crossrail 車站。Sainsbury 裡面也來了個大變身,而在市集也可以用信用卡的現今,應該也再沒有Cashback 這回事(我真有一個衝動去隨意買點甚麼,為的就是讓收銀員問我要不要Cashback)。以前的學生宿舎變成了大學醫務所,大學校園裡內地留學生佔了一半,我唸的學科大概也因為太冷門被拿掉了。單層的25號巴士變成了雙層,那曾把我接連倫敦中心的重要管道隱沒在其他紅色巴士群中。離遠看到初次跟朋友吸水煙的地方變了連鎖店,我頭也不回的往巴士站走去。

臨上Eurostar 前,雖然沒來得及去British Museum 走一轉,卻還可以重回British Library 一次。以前在那裡的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閱讀室上課,課後我們總會坐在外面的咖啡室聊一回才解散。這回我沒有通行證,不能再進去閱讀室,只坐在當年的那咖啡室,一邊欣賞旁邊一如昨日般宏偉的樓高幾層的玻璃書房,一邊感嘆變得光鮮的咖啡室,食物還是照舊難吃。作為紀念,我拿了一個進入閱讀室用的透明膠袋回去(那設計還是跟當年一模一樣)。

這次重回倫敦,於我像是了卻一件心事,是重逢一位多年沒見的故人,尋回一段無疾而終的愛情。我已不再問自己對倫敦的愛有多深,就像我們到了某個年紀就不再輕言愛那樣。她是一個我曾經用心生活過的地方,在我的裡面有着她的刻印,但也僅此而已。

撰於2018年5月21日巴黎

講句對唔住有幾難

我的搪瓷盒子崩了一塊。本來我媽想拿來用時我就抗議過,說她鐵定會把盒子跌傷,我媽說怎麼會。我不想對家人那麼計較,反正那只是十二元店的貨色,就由她拿去用了。結果我看盒子被隨意擱在客廳各個角落好多天(包括很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便想把它洗了放回去,就發現崩了一塊。這麼多年共居累積下來的經驗告訴我,我媽觸碰過的東西都只會有一個結果,而且越是貴重高質的東西越是不得好死。當我試過幾千塊買回來的設計師品牌外套嘗未穿過便被她燙壞、從日本帶回來的松榮堂香立在日本經歷多次遷徙都好端端的,回到香港沒多久就神秘的崩了一角、francfranc杯子被人跌斷了耳仔還被丟到垃圾筒裡疑似意圖毁屍滅跡、書櫃裡和房間的書被無故移動,還有書因而受了重傷⋯⋯我就知道,既然我媽是那麼天生異稟,又從來不覺得那些傷亡跟自己的特殊能力有關,也不會停止觸碰我的東西(她的概念裡沒有私人和公共的分野,不管我抗議多少次仍經常私自闖進我的房間裡動我的東西),我要麼搬家(哪有錢),要麼是不擁有任何具有價值的東西(人生意義何在),要麼跟着潮流佛系一下,不阻止我媽搞破壞,也不停止收集鍾愛的物件,總有一天那些壞了的東西都會自動回復完好(道行未夠)。但我想講的不是在我家私人空間和私有財產不被尊重這回事(雖然這也有很多可說的),我想講的是一種拒絕承認錯誤的文化。

有趣的是,那可能不只是我家,而是中國人普遍共享的文化。「唔認衰」,「唔衰得」。我發現自己「唔衰得」這性格上的缺陷時是唸中一的時候。上地理課的時候,我因為之前缺課,不知道發了家課,被老師指出我欠交家課時,我即時嘟嚷起來:唔係啊--老師當堂切斷了我的藉口:甚麼唔係啊?妳沒有上課就不會問其他同學?那不是妳的責任?我即時噤聲了。那時我受的當頭棒喝,是我活了十一年才首次發現自己愛逃避責任、不懂認錯的性格上的缺陷。從記憶裡搜尋,我的確從來不會對人說「對不起」,彷彿承認錯誤比犯錯本身更叫人可怕。自從那一天後,我就沒有再說「唔係啊」這三個字,而且每逢從他人口中聽到都會感到耳朵發痛。那位老師教我的地埋知識我都還她了(雖然測驗都拿滿分),但這一課我到現在都牢牢記住。

但「唔衰得」的劣根性始終根深蒂固,我仍然未悟得道歉的學問。大一的時候,外遊時探望移居當地的同學,在停車場泊車時,跟隔隣的車子靠得很近,我開門的時候,車門剛刷到了人家的車子,剛好回到車旁的車主就光火了,開口就罵個不停。同學馬上着我道歉,我卻呆在原地不懂反應。在那幾秒鐘的光境,我下意識先是想要否認自己有所犯錯,當意識到錯的確在我時,卻又無法讓自己表現出歉意。這究竟是哪門子的自尊心,「對不起」這三個字竟比「我愛你」還要讓人難以啟齒。即使事過境遷,我仍在心裡跟自己說那個白人女子根本是歧視華人才這麼裝腔作勢云云,阿Q式的保全自尊的卑劣意圖實在讓現在的我想來也覺羞愧。

你說,講句對唔住有幾難呢?對唔住,係真係好難的。道歉、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是打破自己一直維持的美好自我形象,是不容易的。被人公然直面指出錯誤時,認錯就更困難。尤其對於由小到大都在沒有人對人道歉的環境成長的人來說,「對唔住」這三個字應如何發音也是一個難題。

回到我的搪瓷盒子。我向我媽表達不滿後,她否認是她做的。雖然她實在有太多前科,她無記性的程度也令人懷疑她只是忘記了,但疑點歸於被告,我於是又去問我爸。他的即時反應是:本來就爛咗架啦!當我指出之前沒有,他悻悻然的說他沒有碰過(沒有碰過又怎會知道本來就爛咗?)。再跟我媽核對過證供,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犯人是我爸,是他拿了盒子來裝花生糖,而我媽用的是另一個(我有兩個搪瓷盒子)。最讓人不忿的是,我爸為了逃避責任竟然說謊;就算錯不在他,可能是無心之失又或者並不知情,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錯推回給受害人吧(他那句不就是說我在說謊?)。覺察到我已經解開謎底後,我爸就開始說些甚麼搪瓷的本質就是會破等等的爛藉口意圖轉移視線推搪責任了。這跟我當年的「唔係啊」和白人歧視華人論根本沒有分別。我終找到了我「唔衰得」性格的來源了。

我爸明顯也是受我爺影響,整個家族一直傳承這個「唔衰得」的性格。多年前,我爺仍在生的時候,有一天我媽投訴有人弄斷了她的書法用墨塊,還悄悄的以膠水黏合了意圖蒙混過關。那時我就覺得我爺可愛又可憐,用那麼蠢的方法就是怕被發現,他一定很怕被媳婦罵了。當然大家都知道誰是犯人,但我媽就總是半開玩笑的硬要指犯人是我,要我招。雖然是玩笑,卻竟持續笑到今天,清白之軀的我這些年來不斷被指控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心裡其實是不愉快的。我們固然都不喜歡被直面指出犯錯之處,即使被指出犯錯也不願坦承及道歉,何況是根本沒有錯呢?我們家就是如此奇怪,犯錯的人不認錯,卻要沒犯錯的人去揹那罪名。

到最後,一如既往,當然是沒有人認錯也沒有人道歉的草草了事了。

不只個人,中國人的政府也不道歉,視道歉為軟弱的行為。當我看到香港警察至今仍拒絕向人肉路障的傷者道歉,我就覺得連對着自己人民都不屑道歉、不敢承擔責任的政府,又有甚麼臉去要求菲律賓政府為馬尼拉人質事件向我們道歉?沒有勇氣面對及承擔自己的錯誤的政府,才是最軟弱的,也實在怪不得人家政府瞧不起你。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日本那種道歉文化是否另一個極端--當道歉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形式,甚或取代承擔責任本身的時候(住在日本的時候,常常看到公眾人物在電視舉行記者招待會為自己的醜聞公開道歉,大家看過事主表演道歉,滿意他的演出的話,往往都前事不再追究,這於我是非常匪而所思的事),那種歉意又具有多少真誠,又會否來得太輕易呢。也許在不同的文化語境裡,認錯也有不同的含義。例如中國人會覺得認錯不但會傷自尊,還要承擔責任,所以不會輕易認錯。對日本人而言,不認錯的代價卻比認錯的更大;認錯對愛面子的日本人來說也不是易事,但道歉過後很多時會從輕發落甚至一筆勾消,表現好、躹躬躹得好看的話甚至會獲得欣賞。可以說,對日本人來說,犯錯不道歉比犯錯本身還要更大罪。只是,兩者比較的話,我想我還是想以日本人為榜樣多一點。起碼,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才是真正對自己的尊重。

羅樂敏《而又彷彿》

而又彷彿,我始發現自己陷入失眠。黑暗中我拿着手機,不斷更新選舉點票直擊,彷彿執念足以扭轉結果。新手機有時會自動離線,讓人焦燥不已。無法刷新社交媒體app追蹤某人的行跡,彷彿執念足以改變事實。昨夜沒睡好,惰性拒絕直面案頭的工作。//他們何以出現何以消散呢?/這是個沒法終結的下午。// 不如寫詩。但是我不喜歡詩,我是一個讀小說的人,也不太介意小說裡有適當的詩意。「適當的」一個日本男生經常說。不多不少的剛剛好。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念着我。為甚麼總是對喜歡自己的人如斯殘忍。//一個不幸的人被賦予詩的形狀// 看書這回事,不是經典口碑,就是認識作者。寫作的人豈能太孤清?但是我喜歡羅樂敏的詩。如果我寫詩的話,我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自己會是這一種的。始料不及的聯想。轉瞬即逝的意象。如果我的小說有一天得以完成的話,它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它會是這一種的。//似一種/不對應任何古老問題的回答。//

寫於三八婦女節

當年上Hall莊的時候,好似好聰明好體貼的給女Hall全員送上衛生護墊,還優雅的附上一張小紙片:XX體貼妳的需要。那個時候的我們大概也不認知婦女節的來由意義。由當年大學仍在唸Simone de Beauvoir 的第一代女權理論,這十年再接觸第二第三代,來到最近的MeToo運動,不能不驚訝我們的世界文明進化原來可以這麼慢,女人倒轉頭鬧返女人,女權運動的一半阻力其實來自女人自己。最近開始讀Lauren Elkin的《Flâneuse: Women Walk the City in Paris, New York, Tokyo, Venice, and London》,在裡面發現了歷史上一直沒有被賦與在街道上行走的自由的女性之餘,也發現了那個喜歡用腳在街上走的自己,由最開頭因為想省錢,總是手拿着一本London A-Z由天光走到天黑,走到沒有力氣再走下去,才乘巴士回宿舍,到慢慢的愛上了這樣一個人在城市漫遊蹓躂。這一百年來,單身女子在街道上無目的地行走仍是奇觀,我的盲摸摸有時也會吸引好些詫異的目光。除了偏好以雙腳直接感受城市和歷史的發生,那一年在倫敦的最大發現,是自由的喜悅。是以我無法愛上寸步難行的城市(如耶加達、美國的近郊小城),而在未出發之前,已然率先愛上滿佈藝術家和文學家足跡的巴黎。作為一個女性,我們需要的又怎會只是衛生護墊。

Quote from Albert Camus, The Rebel

There is not one human being who, above a certain level of elementary consciousness, does not exhaust himself in trying to find formulae and attitudes which will give his existence the unity it lacks. Appearance and action, the dandy and the revolutionary, all demand unity, in order to exist and in order to exist on this earth. As in those pathetic and miserable relationships which sometimes surviv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one of the partners is waiting to find the right word, action, gesture, or situation which will bring his adventure to an end on exactly the right note, so everyone proposes and creates for himself the final word.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live, there must be a destiny which does not have to wait on death. it is therefore justifiable to say that man has an idea of a better world than this. But better does not mean different, it means unified. This passion which lifts the mind above the commonplaces of a dispersed world, from which it nevertheless detaches itself, is the passion for unity. It does not result in mediocre efforts to escape, however, but in the most obstinate demands. Religion or crime, every human endeavour in fact, finally obeys this unreasonable desire and claims to give life a form it does not have. The same impulse which can lead to the adoration of the heavens or the destruction of man, also leads to creative literature which derives its serious content at this source.

—- Albert Camus, “Rebellion and Art,” The Rebel

Quotes from Testaments Betrayed

Try to reconstruct a dialogue from your own life, the dialogue of a quarrel or a dialogue of love. The most precious, the most important situations are utterly gone. Their abstract sense remains (I took this point of view, he took that one, I was aggressive, he was defensive), perhaps a detail or two, but the acousticovisual concreteness of the situation in all its continuity is lost.

And not only is it lost but we do not even wonder at this loss. We are resigned to losing the concreteness of the present. We immediately transform the present moment into its abstraction. We need only recount an episode we experienced a few hours ago: the dialogue contracts to a brief summary, the setting to a few general features. This applies to even the strongest memories, which affect the mind deeply, like a trauma: we are so dazzled by their potency that we don’t realize how schematic and meager their content is.

When we study, discuss, analyze a reality, we analyze it as it appears in our mind, in our memory. We know reality only in the past tense. We do not know it as it is in the present, in the moment when it’s happening, when it is. The present moment is unlike the memory of it. Remembering is not the negative of forgetting. Remembering is a form of forgetting.

We can assiduously keep a diary and note every event. Rereading the entries one day, we will see that they cannot evoke a single concrete image. And still worse: that the imagination is unable to help our memory along and reconstruct what has been forgotten. The present – the concreteness of the present – as a phenomenon to consider, as a structure, is for us an unknown planet; so we can neither hold on to it in our memory nor reconstruct it through imagination. We die without knowing what have lived.

—- Testaments Betrayed: An Essay in Nine Parts, Milan Kund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