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news from nowhere

Category: The Everyday

講句對唔住有幾難

我的搪瓷盒子崩了一塊。本來我媽想拿來用時我就抗議過,說她鐵定會把盒子跌傷,我媽說怎麼會。我不想對家人那麼計較,反正那只是十二元店的貨色,就由她拿去用了。結果我看盒子被隨意擱在客廳各個角落好多天(包括很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便想把它洗了放回去,就發現崩了一塊。這麼多年共居累積下來的經驗告訴我,我媽觸碰過的東西都只會有一個結果,而且越是貴重高質的東西越是不得好死。當我試過幾千塊買回來的設計師品牌外套嘗未穿過便被她燙壞、從日本帶回來的松榮堂香立在日本經歷多次遷徙都好端端的,回到香港沒多久就神秘的崩了一角、francfranc杯子被人跌斷了耳仔還被丟到垃圾筒裡疑似意圖毁屍滅跡、書櫃裡和房間的書被無故移動,還有書因而受了重傷⋯⋯我就知道,既然我媽是那麼天生異稟,又從來不覺得那些傷亡跟自己的特殊能力有關,也不會停止觸碰我的東西(她的概念裡沒有私人和公共的分野,不管我抗議多少次仍經常私自闖進我的房間裡動我的東西),我要麼搬家(哪有錢),要麼是不擁有任何具有價值的東西(人生意義何在),要麼跟着潮流佛系一下,不阻止我媽搞破壞,也不停止收集鍾愛的物件,總有一天那些壞了的東西都會自動回復完好(道行未夠)。但我想講的不是在我家私人空間和私有財產不被尊重這回事(雖然這也有很多可說的),我想講的是一種拒絕承認錯誤的文化。

有趣的是,那可能不只是我家,而是中國人普遍共享的文化。「唔認衰」,「唔衰得」。我發現自己「唔衰得」這性格上的缺陷時是唸中一的時候。上地理課的時候,我因為之前缺課,不知道發了家課,被老師指出我欠交家課時,我即時嘟嚷起來:唔係啊--老師當堂切斷了我的藉口:甚麼唔係啊?妳沒有上課就不會問其他同學?那不是妳的責任?我即時噤聲了。那時我受的當頭棒喝,是我活了十一年才首次發現自己愛逃避責任、不懂認錯的性格上的缺陷。從記憶裡搜尋,我的確從來不會對人說「對不起」,彷彿承認錯誤比犯錯本身更叫人可怕。自從那一天後,我就沒有再說「唔係啊」這三個字,而且每逢從他人口中聽到都會感到耳朵發痛。那位老師教我的地埋知識我都還她了(雖然測驗都拿滿分),但這一課我到現在都牢牢記住。

但「唔衰得」的劣根性始終根深蒂固,我仍然未悟得道歉的學問。大一的時候,外遊時探望移居當地的同學,在停車場泊車時,跟隔隣的車子靠得很近,我開門的時候,車門剛刷到了人家的車子,剛好回到車旁的車主就光火了,開口就罵個不停。同學馬上着我道歉,我卻呆在原地不懂反應。在那幾秒鐘的光境,我下意識先是想要否認自己有所犯錯,當意識到錯的確在我時,卻又無法讓自己表現出歉意。這究竟是哪門子的自尊心,「對不起」這三個字竟比「我愛你」還要讓人難以啟齒。即使事過境遷,我仍在心裡跟自己說那個白人女子根本是歧視華人才這麼裝腔作勢云云,阿Q式的保全自尊的卑劣意圖實在讓現在的我想來也覺羞愧。

你說,講句對唔住有幾難呢?對唔住,係真係好難的。道歉、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是打破自己一直維持的美好自我形象,是不容易的。被人公然直面指出錯誤時,認錯就更困難。尤其對於由小到大都在沒有人對人道歉的環境成長的人來說,「對唔住」這三個字應如何發音也是一個難題。

回到我的搪瓷盒子。我向我媽表達不滿後,她否認是她做的。雖然她實在有太多前科,她無記性的程度也令人懷疑她只是忘記了,但疑點歸於被告,我於是又去問我爸。他的即時反應是:本來就爛咗架啦!當我指出之前沒有,他悻悻然的說他沒有碰過(沒有碰過又怎會知道本來就爛咗?)。再跟我媽核對過證供,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犯人是我爸,是他拿了盒子來裝花生糖,而我媽用的是另一個(我有兩個搪瓷盒子)。最讓人不忿的是,我爸為了逃避責任竟然說謊;就算錯不在他,可能是無心之失又或者並不知情,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錯推回給受害人吧(他那句不就是說我在說謊?)。覺察到我已經解開謎底後,我爸就開始說些甚麼搪瓷的本質就是會破等等的爛藉口意圖轉移視線推搪責任了。這跟我當年的「唔係啊」和白人歧視華人論根本沒有分別。我終找到了我「唔衰得」性格的來源了。

我爸明顯也是受我爺影響,整個家族一直傳承這個「唔衰得」的性格。多年前,我爺仍在生的時候,有一天我媽投訴有人弄斷了她的書法用墨塊,還悄悄的以膠水黏合了意圖蒙混過關。那時我就覺得我爺可愛又可憐,用那麼蠢的方法就是怕被發現,他一定很怕被媳婦罵了。當然大家都知道誰是犯人,但我媽就總是半開玩笑的硬要指犯人是我,要我招。雖然是玩笑,卻竟持續笑到今天,清白之軀的我這些年來不斷被指控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心裡其實是不愉快的。我們固然都不喜歡被直面指出犯錯之處,即使被指出犯錯也不願坦承及道歉,何況是根本沒有錯呢?我們家就是如此奇怪,犯錯的人不認錯,卻要沒犯錯的人去揹那罪名。

到最後,一如既往,當然是沒有人認錯也沒有人道歉的草草了事了。

不只個人,中國人的政府也不道歉,視道歉為軟弱的行為。當我看到香港警察至今仍拒絕向人肉路障的傷者道歉,我就覺得連對着自己人民都不屑道歉、不敢承擔責任的政府,又有甚麼臉去要求菲律賓政府為馬尼拉人質事件向我們道歉?沒有勇氣面對及承擔自己的錯誤的政府,才是最軟弱的,也實在怪不得人家政府瞧不起你。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日本那種道歉文化是否另一個極端--當道歉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形式,甚或取代承擔責任本身的時候(住在日本的時候,常常看到公眾人物在電視舉行記者招待會為自己的醜聞公開道歉,大家看過事主表演道歉,滿意他的演出的話,往往都前事不再追究,這於我是非常匪而所思的事),那種歉意又具有多少真誠,又會否來得太輕易呢。也許在不同的文化語境裡,認錯也有不同的含義。例如中國人會覺得認錯不但會傷自尊,還要承擔責任,所以不會輕易認錯。對日本人而言,不認錯的代價卻比認錯的更大;認錯對愛面子的日本人來說也不是易事,但道歉過後很多時會從輕發落甚至一筆勾消,表現好、躹躬躹得好看的話甚至會獲得欣賞。可以說,對日本人來說,犯錯不道歉比犯錯本身還要更大罪。只是,兩者比較的話,我想我還是想以日本人為榜樣多一點。起碼,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才是真正對自己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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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獅子

今年沒有特別留意各電影節節目,卻意外地看了兩齣同樣出自日本導演戲名裡又有「獅子」的電影。先有HKIFF 諏訪敦彦夥拍Jean-Pierre Léaud 的《Le lion est mort ce soir》,然後有鮮浪潮大師班矢崎仁司《三月のライオン》。前者是對法國新浪潮致敬作,那種隨意、超現實的跳脫與浪漫詩意以及戲中戲都予人似曾相識的感覺,又不乏新鮮。日本獨立電影經典作的《三月のライオン》更是讓人眼前一亮,只是我有眼不識泰山,名字早有聽聞,看這才是第一次。這部三十年前拍的電影現在看來仍然毫不過時,每一幀畫面都令人嘖嘖稱奇。獨立電影很多時並不一定「好看」,這卻是實驗性和可觀性兼備的絕佳作。矢崎導演的映後談也活潑非常,從意念到製作的種種都娓娓道來,直白而不失幽默(擔任現場傳譯的男生表現非常出色,在此一讚)。電影來說,除了那非常「日本文藝片」的美學(如女主角的形象設計,現實裡會有一個揹着冰箱四處走的女生嗎?竟讓我聯想起岩井俊二的早期作品),最讓我感服的是導演說故事(或者是不說故事)的方法。就像傳統日本藝術形式所追求的意會,矢崎導演說他的電影不說故事,情節背景等資料可免則免,在影院的兩個小時裡,觀眾不用忙於追逐劇情,而是感受電影每一幀畫面。這就像中國藝術所指的「留白」。的確,好的小說和電影都不會把所有資料明明白白的羅列出來,而是透過刻意的保留和隱藏,藉着「留白」來述說一種無以名狀,只能意會的故事。想着想着,忽然我就很想回去寫我的小說了。看到好的作品,就會讓人也有想要創作的慾望,那大概是唯一比得上戀愛的情熱。

撰於2018年4月8日

最後一課法文課

現在寫這個是有點奇怪,尤其下星期便是Art Basel,總會有出現在灣仔的理由。我喜歡自己是一個容易感傷的人,雖然近年都極力壓抑那種自我沉淪式的多愁善感老土文藝青年風,骨子裡仍是喜歡自己是一個能被感動的人,只要那種感動不要太廉價就好。剛上畢最後一堂法文課,不知不覺的竟然滿三年了(三年了卻還只是這個程度嗎?虧你還說得出口)。自從買了往巴黎的機票,我已經在為將要告別逢週二晚的法文課感到很不捨。當然那是對一種習慣了的規律的依戀,不知如何處置對身邊似近還遠的人們的情愫的尷尬,就像以前會想念校園、工作經年的地方。我以為我這個常常四處遊走的人馬座早就習慣了道別,習慣了有些關係無疾而終而不帶罪疚。我想了又想,這一回是有點甚麼不一樣的。於是我發覺,我是在哀悼灣仔。生活在香港的我,其實並不太認識這個地方,除了日常生活需要去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沒有去過。灣仔是其中一個我這些年來因為各種原因去得最多的地方。不計中學時都蒲集成188,在那裡買漫畫日本初回限定盤日本精品,我第一份工作的辦工室就在英皇集團中心斜對面的東亞銀行樓上,每天下班都會徒步往銅鑼灣(所以同德大押的清拆對我的心靈起了極暴力的震撼:沒有了同德大押,我基本上不認得來往灣仔和銅鑼灣的路了),在金百利東角百德新街走一圈才回家吃飯。那時也開始了學習油畫和日語,藝術中心(兩邊校園都試過)和日本語學校都在灣仔,所以即使往後的工作地點搬到中環、堅道、上環,我仍然每週一至兩次來往灣仔,直到我去日本工作假期為止。我喜歡上罷日語課後,直接在商廈對面的電車站乘電車回家,那趟車程要比從合和中心乘巴士回家浪漫得多。從日本回來之後,我馬上又報讀了法國文化協會的課程,才落機一星期便又踏足灣仔了,就這樣又三個年頭。這些來往灣仔的時間當然不只是單純物理地域上的轉移,在那些少至兩小時多至半天的短暫時光片斷裡,總有發生過一些特別的時刻,牽起過一些特殊的情感。由是在我的情感記憶裡,灣仔是一塊從未消失的地圖。所以現在忽然那麼茫然若失,我想那是因為,自己跟灣仔的緣分是暫告一段落了。就像之前所說的,我總是只會去有需要去的地方的人。只有在去旅行的時候,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需要在那個地方,反而所有地方都能成為我發掘興趣的所在。對於香港,我總是在日常行為中,不自覺地,可有可無的逐點認知的。天曉得我回來的時候,灣仔又會以甚麼姿態召喚我呢。

Freelance隨想

基於工作道德也不要打爛自己飯碗着實不應該公開談論自己的工作,在此只是想發表一些有關傳譯的感想。即時傳譯可算是翻譯工作中難度最高的一種,收費也最高昂。聽說過做一天即時傳譯,便有一萬元了。那難度在於傳譯者得在很短時間內即時作出翻譯及將之組織成有條理的句子,並清𥇦覆述一次。別說沒有使用字典或其他工具的餘裕,我才翻了一句句子,很可能已跟不上接着那一句了,所以我知道這個沒有甚麼急才的自己,是不能當即時傳譯員的。我最近在做一個講座的錄影字幕翻譯,因為講者是日本人,以日語演講,我使用的原材料來自即時傳譯員的口譯聲帶。雖然委托方很好心給了我很多輔助文件,如有原文的影片和講者的powerpoint,但那些始終只是輔助文件,用於一些資料上的核對,但我發現自己結果花費了很多時間在翻查那些輔助文件,時間上是虧了大本。原因在於那個即時傳譯員的翻譯,文法錯是小事,用字的問題也算,句子斷裂無連貫,最差的是為了填補空白,常常塞進些無謂多餘重覆的字眼字句,讓急於理解的聽者如我甚為痛苦。當初我想雙聲道互相比對,後來覺得自己不可能花這種時間(我幾乎忘記了自己報的價只是英語的傳譯不包日文原文),就直接把我聽到的都打下來,之後再整理算了。出來的結果可謂差過Google Translate。幸而兩位傳譯員之中只有一個是這樣差,另一個的傳譯則非常出色,基本上不用整理修改。由是我生了兩個疑問:一、製作錄象字幕是否不應用即時傳譯員的聲帶?因為無論傳譯員的表現有多好,都一定跟原文有所偏差和遺漏。二、現在都已經有將聲帶直接傳譯成文字的科技,只需按一個按鈕就成了,又何需我花好幾天的時間去處理一段不足兩小時的聲帶?尤其是之後還會有編輯人員負責較對。又或者,即本連即時傳譯員也用不着?反正如果出來的效果也只不過是Google Translate 質素的話。唉結果我都是在砸自己飯碗。

羅樂敏《而又彷彿》

而又彷彿,我始發現自己陷入失眠。黑暗中我拿着手機,不斷更新選舉點票直擊,彷彿執念足以扭轉結果。新手機有時會自動離線,讓人焦燥不已。無法刷新社交媒體app追蹤某人的行跡,彷彿執念足以改變事實。昨夜沒睡好,惰性拒絕直面案頭的工作。//他們何以出現何以消散呢?/這是個沒法終結的下午。// 不如寫詩。但是我不喜歡詩,我是一個讀小說的人,也不太介意小說裡有適當的詩意。「適當的」一個日本男生經常說。不多不少的剛剛好。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念着我。為甚麼總是對喜歡自己的人如斯殘忍。//一個不幸的人被賦予詩的形狀// 看書這回事,不是經典口碑,就是認識作者。寫作的人豈能太孤清?但是我喜歡羅樂敏的詩。如果我寫詩的話,我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自己會是這一種的。始料不及的聯想。轉瞬即逝的意象。如果我的小說有一天得以完成的話,它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它會是這一種的。//似一種/不對應任何古老問題的回答。//

梁志和:那是有又沒有

梁志和的《那是有又沒有》。展場沒放作品介紹,又懶得翻開畫廊同事給我的圖錄逐一查閱,在沒有任何前設下讓自己的直感回應那些流麗純熟的現成物拼湊,走了一圈才坐下打開圖錄,像謎語書最後的解謎部分。哦--原來都是1967。沒有資料的提供是不可能發現的故事。這展覧讓我想起第一次接觸的梁志和的作品:《My name is Victoria》。2009年頭吧?那時剛開始在太子台的畫廊工作,隔壁的畫廊就放着梁志和的影象裝置。那時仍不太認識當代藝術,只是對那光潔亮麗的空間設置美學感到很新奇,但礙於是同行,始終不敢走過去看。正式看這作品,是之後的事。我很喜歡《My name is Victoria》,喜歡當中視覺藝術跟文學、歷史和記憶、官方及個體、事實與傳說的交集。《那是有又沒有》也是一樣的脈絡,這回講的不是維多利亞的殖民記憶,而是六七暴動。梁志和提到去法院想找回當年的判案書,卻被告知已不存在了,是為消失的檔案。官方的歷史記錄固然可以因為種種政治原因被抹掉,藝術家可做的似乎就是建立非官方的個人記憶。而且不一定要跟歷史的威權對抗,就讓它們流於藝術和傳說的領域。1967年父母是初中生,理應有一點記憶。父親一度以為我要的是「事實的細節」,我說我是問你們自己的記憶。忽然兩老就滔滔不絕,先是父親的鄰居是工會成員,罷工期間有大量糧食給送到家裡;又說那時有一些敏感詞,例如「抗議」,父親在課上跟老師鬥嘴,忽然就站起身來大聲對老師說「我抗議--」(母親插話說那時父親最愛扮「左仔」,手拿一本毛語錄去嚇哮學校的老師和同學);母親就試過在課室窗外見到大量宣傳單張從天而降,結果被老師抓去質問,問她那些傳單從哪裡來,她想是三樓,但另一位老師偏要說是別校的學生做的,那個時候所有人都很害怕左派滲入校園;又有一個從大陸偷渡來的親戚揸的士,跟着工會罷工,後來大陸沒有再支援工會,他沒有收入又沒糧食接濟,每天都走一大段路去外婆家討飯吃。對於我來說,這些記憶都是極有趣的,即使暴動打仗,人們依然要過活,而歷史書是不會提及這些佔大部分的繼續過活的平凡人。祖父過身之前,我曾經嘗試為他撰寫口述歷史,卻發現老人家並不一定喜歡話當年,我自己的美好意願也不過一廂情願。我父母今年拿長者咭了(他們自己笑稱為老人咭),我慶幸可以在他們未忘記之前,記下這些對歷史大論述沒有甚麼關係的,有又沒有的小故事。

寫於三八婦女節

當年上Hall莊的時候,好似好聰明好體貼的給女Hall全員送上衛生護墊,還優雅的附上一張小紙片:XX體貼妳的需要。那個時候的我們大概也不認知婦女節的來由意義。由當年大學仍在唸Simone de Beauvoir 的第一代女權理論,這十年再接觸第二第三代,來到最近的MeToo運動,不能不驚訝我們的世界文明進化原來可以這麼慢,女人倒轉頭鬧返女人,女權運動的一半阻力其實來自女人自己。最近開始讀Lauren Elkin的《Flâneuse: Women Walk the City in Paris, New York, Tokyo, Venice, and London》,在裡面發現了歷史上一直沒有被賦與在街道上行走的自由的女性之餘,也發現了那個喜歡用腳在街上走的自己,由最開頭因為想省錢,總是手拿着一本London A-Z由天光走到天黑,走到沒有力氣再走下去,才乘巴士回宿舍,到慢慢的愛上了這樣一個人在城市漫遊蹓躂。這一百年來,單身女子在街道上無目的地行走仍是奇觀,我的盲摸摸有時也會吸引好些詫異的目光。除了偏好以雙腳直接感受城市和歷史的發生,那一年在倫敦的最大發現,是自由的喜悅。是以我無法愛上寸步難行的城市(如耶加達、美國的近郊小城),而在未出發之前,已然率先愛上滿佈藝術家和文學家足跡的巴黎。作為一個女性,我們需要的又怎會只是衛生護墊。

生活也許就是不斷的收拾。為了即將而來的遠行,恨下心又揀了四雙鞋子送走,心裡一邊唸着要買肥皂盒放妹妹從土以其寄回來的天然肥皂,還有旅行用的可摺疊衣架。以為沒有可以再鎖碎,那邊廂母親卻拿來一疊被修剪得大小不一的舊照片。我逐一指着追問兒時的衣飾往哪去了,母親撿起其中一張照片,以兩指嘗試把照片的細節放大。接着她一邊取笑自己,一邊叫我把這件事寫在臉書。這些鎖碎的斷片之間不存在任何有意義的關聯,倒是在相片裡出現的窗邊那盆萬年青,原來比我還要年長,這房子裡唯一永恆的存在。

為了失卻對事物的感覺苦惱良久,最近好像開始從無感解放。昨晚在床上輾轉時想到如果連出走都不再能帶來刺激和新奇,那將會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可幸的是今天當我對着屏幕上的機票訂購頁面,竟還感到了忐忑不安。小城裡的日常和自身的狹隘在反覆經歷與論證後也許平凡可預想得讓人絕望,但世事的萬千變化,縱已有規律可循有模式可辨,也不至於那麼快讓人習以為常罷?多次出門後,仍能在遠行前感到忐忑,是一個好兆頭。到最後其實我想說的是,出門要盤川,歡迎各類翻譯編輯類文書工作,謝謝。

撰於2018年3月2日

悼黃老師

從中學老師的臉書得知中學時的音樂老師仙遊了。本來我的音樂細胞是負數,成長於音樂美術和體育等都被視為閒科的世代,又是甚麼要讓我在睡前坐下來寫下這些呢。但是黃老師又是那麼的讓人難以忘懷的一個存在。中學七年裡,我並沒有對太多老師抱持過特別的感情,沒有出現過所謂的「啟蒙老師」。可以說是當時我自恃還有點天資,上課都不怎麼聽課的,反正我會唸書,考試又會解題。另外一個原因,是處於小孩和成人之間的尷尬時期的我,一直無法找出跟老師相處的方式,是以總是躲得遠遠的,並且經常暗地裡為可以若無其事地跟老師像老朋友打成一片的同學感到驚訝和艷羨。然而這位黃老師卻跟其他老師都不同。她總是帶着一種神聖的威嚴,讓低年級的同學們都不戰而慄。她罵人罵得兇,我們的舉手投足都管得很嚴格,腰板坐的不夠挺,背倚在椅背,或蹺着腿坐,她馬上會從鋼琴邊走過來,給肇事者一記手掌刀,直到把我們訓練到一見黃手掌便馬上坐直身子。相比起教音樂,她其實更像是我們的禮儀老師。如果說聖心淑女們是如何煉成的,我會說是在音樂課裡,被黃老師的手掌刀煉成的。神奇的是,受着這種精神和肉體上的恐嚇和折磨,我們卻從來沒有討厭這位老師,倒生成了崇敬。她也許一點也沒有教過課本裡的東西,卻很執着我們唱聖詩時把英文字發音發得準確,在懶音未成氣候的年代已經預先警惕我們。是以我們常在背後稱她為”Wong-ed”,當中滲了戲謔,也表達了一種敬畏。中四五的時候,她開始把我們當大人看,打罵少了,間中也有些笑料。她給我們看《莫扎特傳》,卻在情慾戲時急急跑過去把影碟停了。又有一次同學V闖了禍,不知是忘了帶課本還是談話被捉個正着,黃老師問她叫甚麼名字,V問:「中定英?」黃老師一臉茫然道:「鍾定英?真是奇怪的名字。」全班都笑了。大概那時候大家都發現了黃老師並不真是一個惡人。她離開聖心的時候,大家都不免感到這學校要失去了一個精神支柱了。以後沒有人會堅持在第一課音樂課上以一首《Pass It On》給新生們灌輸身為聖心人的自豪與使命,禮堂裡的校歌和聖詩的伴奏也從此失去了某種光芒。我甚至覺得,沒有經過黃手掌洗禮的聖心人,怎麼能算是聖心人呢。只能說是我們又見證了一個黃金時代的過去。若要說黃老師教給了我甚麼,那該是一種令人懷念的古早的自重和自強的精神吧。

撰於2018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