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news from nowhere

Category: The Everyday

樹色

我不懂樹。我只言道它們是深綠的、青綠的、紅的橙的黃的、密集的、高聳的,詞彙貧乏得可以。旅遊時,當火車巴士越過了無人煙的荒野,我總是靜靜的看着窗外的草木山林,想着啊這樹色又跟之前看過的不同了。但究竟是個如何的不同法,我又無法找到相應的形容。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品種名字。那是因為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與樹無關的語境中嗎?如果不是之前的颱風山竹把滿城的樹木吹倒,我們也許永遠也記不起它們長甚麼模樣。

九月初的初秋時分,法國西部盧瓦爾河地區(Pays de la Loire)的陽光猛烈依然,把夏末的蔚藍換上一層昏黃的淡水藍。顏色漸變溫和的同時萬物也開始失去鮮明的輪廓。這裡我再看不見讓人驚心動魄的山岩、常出現在莫內和梵高畫中的形狀奇特的樹。天空很闊很高,壓着一片廣大無垠的平原,和間中出現的邊界齊整的樹林。從南特(Nantes)驅車前往一名叫La Gacilly的古鎮,公路兩旁種滿了樹,Jeff說是數百年前住在這裡的貴族種下的,現在大都收歸國有,變成受國家保護的郊野公園。Jeff是業餘攝影師,最喜歡拍攝樹木,這一帶的樹的品種他都認得。

我唯一留意到的只是,這些(對我而言)不知名的沒有特徵可言的樹木,不知怎地在秋日金黃的陽光底下格外耀眼。隔着車窗,我目不轉睛地盯着絡繹不絕地在我眼前掠過的樹木,高度相等的樹冠不約而同的在淡藍的天空下閃閃生輝,說不出由來的鮮黃色玄光讓我無法自拔。是秋風吹拂下葉片反射了日光,還是樹頂長了黃色的花朵?都不是:樹葉尖上點點金光實是黃色油彩。這是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和克羅德·洛林(Claude Lorrain)畫筆下林木䌓茂的人間樂土,是我所認識的西洋藝術史中的法國。

戶外攝影展Festival Photo La Gacilly已舉辦了十五年,毎年夏天在中世紀古城鎮裡各個角落設有攝影展覧裝置,主題環繞人類和大自然。今年的主題是《La terre en questions》,探討地球/土地面對的問題。切入的角度主題很多樣:環境污染、氣候變化、全球化為環境及社群帶來的影響、城市化的過程、物種社群的流徙、廿一世紀人與土地和大自然的關係、外太空的美麗新世界,來自世界著名的新聞攝影師的獲奬新聞照片、大自然攝影藝術攝影概念攝影、新科技如航拍機和顯微鏡攝製的作品、到業餘的社區學生作品也有,參展作品多達一千件。

在戶外展出的攝影作品自然是數碼印刷在耐久的物料上,未必是最理想的效果,但作品的擺放顯然別有心栽。花幾歐羅買一張地圖,跟着不同的主題路線,觀者可以一邊看展一邊遊覧古城,也是愜意。其中不少展場設在樹木叢生的公園和荒地上,看人和大自然中的照片和照片中的人和大自然的交合,又是一奇妙的光景。

第二天,Jeff讓我看他拍的樹的照片,又帶我穿過他家附近的樹林,給我指出懷疑是朱爾·凡爾納(Jules Verne)在他妹家園種下的樹,直至來到懸崖邊旁,眼下便是平靜如鏡的盧瓦爾河(La Loire)。灰藍的河面上沒有一只船,在這無風的早上甚至不帶一絲漣漪,聽說是現在都沒有河上貿易了。南特的黑奴販賣的黑暗歷史在這平靜的河面上不留一絲痕跡。揮舞着一只我永遠也未能習慣的斷臂,Jeff告訴我積葵·丹美(Jacques Demy)就在這附近上學。我卻尤是想起Julie Taymor的《戰士終結者》(Titus)裡,被強暴並切斷舌頭及雙手的Lavinia,雙手的切口長出鐵線般的枝椏來。比起殘暴的人類,樹木明明是那麼的強韌而溫柔。

撰於2018年9月29日Crozon-sur-Vau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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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夏午,一個旅人

那個美麗的女子微笑着跟我說:妳會記得這個下午。為此我嘗試回憶那個下午。

我記得我是為了找長途巴士站而來到巴黎右河岸的Quai de Bercy。那是巴黎的初夏,天氣已然越過了春天乍暖還寒的曖昧,陽光灑下來,皮膚還能感到些微的刺痛。在巴士站四周轉了幾個圈,確定自己的事務已告完結,我攀上了通往河對岸的西蒙·波娃行人橋(Passerelle Simone-de-Beauvoir),朝着法國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ite François-Mitterrand)那四部翻開了的大書前進。也許是陰晴不定的天氣使然,這組豎立於廣大高聳的廣場的宏偉建築群:玻璃和鋼材、極簡線條,也就是二十世紀歐洲建築的象徵,當刻看上去卻不見啟蒙時代的光明與希望,反像在投射後現代主義的陰森沉鬱、失落與質疑。

廣場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兩個抄路而過的疲憊的路人,和幾個拿着滑板躲在其中一棟圖書館大樓陰影下乘涼的無所事事的少年少女。沒有人進出圖書館的多個出入口,玻璃塔裡也沒有人類活動的痕跡。愛圖書館如我,當下也失去了進內一探的欲望。我在一張畫滿了塗鴉的五月風暴五十周年攝影展海報前停下,一陣風吹來,吹起了不知從哪裡來的枯葉。我們的文化,是否就淪落至此?我步下讓人目眩的階梯,回到地面的行人路。我渴望拾回讓人動心的事物。

沿着河岸再走大約五分鐘,轉進一大學校園。方正的廣場上分佈了幾件大型當代雕塑,中央是點綴着點點白花、切割方正的幾片青綠草坪。公共空間兩旁是大學不同學科的院舎及半公營學術機構。當代藝術中心Bétonsalon 就是如此悄然無聲的隱沒於這巴黎十三區的大學校園中。我在門口來回踱步找入口之際,沒發現她一早就在玻璃牆的另一面注意着我。

坐在門口,年輕而腼腆的女子給我展覧小冊子,示意我從一扇門進入展場。長方形的空間,一邊是乾淨時髦的灰色磚牆,上面簡潔地鑲了一行粉紅色的光管。另一邊是一列落地玻璃,一覧外面課後無人的校園寧靜時光,陽光從外面傾倒,照亮了一室光潔無瑕的當代藝術空間設置。牆上窗邊點綴了幾乎毫不起眼的物件和畫稿,刻意的不經意也是當代的美學語言。另外除了放置在牆邊的幾張木櫈、臺架和一些電子器材,基本上空洞無物的空間裡只有一張白色的畫紙覆蓋了平滑的淺灰水泥地板,留下四邊給觀眾作通道。我才為意那白色的平面就是舞台,空間另一端一直在靜靜地觀察着我的女子已把舞台邊的一盞巨形射燈亮起,慢慢步上舞台,像走貓步但比貓步要更慢更隨意,並開始緩緩的舞動四肢,讓自己的影子落在牆上的圓形光圈中。這時我才明白自己在看的不是裝置,也不是工作中的藝術家工作室,而是一場場域特定的Happening。

微捲的深棕色頭髮隨意地以一只髮夾固定在腦後,白色上衣上罩上一件黑色薄外套,下身是深黑色牛仔褲和運動鞋,女子走到畫紙的盡頭,又回過身來,擺了幾個像是瑜伽的架步。坐在一張長板櫈的我開始緊張起來:果然女子張口以法語獨白起來,她的聲音在廣大的空氣中迴旋,又往我的方向襲來。我不自覺的動了一下。女子睜大了一雙漂亮的大眼睛:「噢,難不成妳不會法語?那我用英語來一次。」

而其實我只是不習慣在展覧中,從被動的受眾位置被轉換成被觀看的主體。我只想當個藝術消費者,或者拍幾張照片在面書寫幾句觀後感,除此之外我無意欲亦無力氣參與作品的形成。也許我是害怕出醜,拒絕成為難以入目的業餘表演者,但更大可能我只是懶。但女子帶點慵懶的大眼睛、甜美的笑容拉出一個尖銳的下巴,沒有很強人於難但也讓人無法抗拒:我知道我進來了這個空間,就代表了要玩這個遊戲。我拿着她遞給我的麥克風,告訴她我正在面對的困難:我了解這場Happening 的目的,這自覺卻讓成為參與的障礙。

女子的笑意更濃了:「這就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嘿,我得把它記下來,好用作下一次的作品上。」她又來到場中央,開始講述自己的十六歲派對,如何在眾目睽睽之下跳了一支舞。我不再介意,又或者是放棄了反抗,跟從她一個接一個的指示,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表演任務。另一個男子進來,大方的跟她一同跳了一場舞。我們三個坐在長板櫈上,看着玻璃牆外午後時光的廣場,沒有一人進入我們這奇異的時空,只有金黃色的斜陽,在地上留下一排平行四邊形的光塊。男子倏地站起身來告別。女子還是笑意盈盈。不知不覺我已待了兩個小時,那是旅人才有的奢侈。我忽然想,她甚麼時候下班。美麗的女子卻微笑着跟我說:「妳會記得這個下午。」眼睛也沒有離開玻璃牆外,只有長長的睫毛在寂靜的空氣中微晃。

撰於2018年9月21日Crozon-sur-Vauvre

回到巴黎四天一直足不出戶,生產力降至史上最低,幾經掙扎才終於坐下來開始寫一點。

這趟半環法(可惜不是越野單車)旅程,由巴黎出發,先往東,途經蘭斯(Reims)、梅斯(Metz)、南錫(Nancy);遂往南,經第戎(Dijon)、里昂(Lyon),一路䡱車(長途巴士)直落南法普羅旺斯(Provence):亞維農(Avignon)、亞爾(Arles)、馬賽(Marseille)、亞桑蒲坊(Aix-en-Provence),機緣巧合下在盧貝隆(Luberon)山區小城阿普特(Apt)渡了兩週,期間走訪盧貝隆不少美麗山城景緻;回到亞桑蒲坊再拼車往蔚藍海岸(Côte d’Azur),遊完尼斯(Nice)後再由尼斯港乘渡輪到科西嘉島(Corsica),差不多走完一圈,匆匆看過主要城鎮歐萊雅島魯塞(L’Île-Rousse)、卡爾維(Calvi)、巴斯提亞(Bastia)、博尼法喬(Bonifacio)、阿雅克肖(Ajaccio),兩週後乘夜船回到尼斯,已是精疲力歇歸心似箭,三天內到了蒙地卡羅(Monaco)、昂蒂布(Antibes)與康城(Cannes)完成蔚藍海岸部份,始沿路折返巴黎,途中於里昂稍作停頓兩天,終在八月到來之前回到已變空城的花都;由初夏到盛夏,歷時兩個多月。除了第一回在尼斯找不到人家收留而入住青年旅館,其餘時間都是當梳化客(Couchsurfing)。交通都是長途巴士為主(Flixbus、Ouibus、isilines 都試過了),只有一兩次乘火車或跟人BlaBlaCar拼車(以及一次搭便車--這經歷之前寫過了)。

幾年前在日本工作假期的時候,雖然也曾帶着整副家當漫漫青春18火車旅,但沒有歷時這麼久;日本的夏天也沒有南法地中海岸的嚴酷。何況年紀漸長又疏於鍛煉,不來一趟長途旅行也不知道自己身體有幾潺有幾虛。換言之,旅途到了一半,我已經開始感到疲憊。回到巴黎,回歸孤身一人的狀態,寄住的友人家又是那麼舒適,身體馬上反彈回到閉門隱居的狀態,幾天下來只是賦閒在家,一覺睡到天光自然醒、買菜做飯沏茶、研究菜譜、處理些少事務及備份、重拾聖經和《射鵰英雄傳》(小說及1994年張智霖朱茵主演電視劇版本)、複習法文、一邊重讀《Bonjour Tristesse》一邊慢慢把不認識的生字逐一查閱,又開始讀梶井基次郎的短篇小說集。沒有開過口說一句話,除了朗讀文本的時候,我才聽到自己唸英法日語的聲音(中文我是不會讀出聲的,用廣東話唸白話實在太奇怪)。南法與地中海那讓人觸目驚心的蔚藍已像夢境般遙遠。

就像普魯斯的瑪德蓮蛋糕,梶井基次郎的《檸檬》片刻間把我帶回居於日本那段日子。說是回到過去,充其量不過是感官和情感記憶的回歸。日本的遊記拖了數年,到現在仍未動筆,旅程中不少細節、心動的𣊬間,均已褪色淡忘,加上記憶力衰退,似水年華已不望可以像普魯斯那樣追憶。慵懶躺在沙發上,瞧見窗外巴黎紫灰色屋瓦上方呈魚肚白般天色,在我瞳孔內一點點膨脹,虛空和無為佔滿我的腦袋和軀殻。我一驚,坐起身來。我知道我不能再像日本那次那樣,過去了的也不能再追回。能寫多少就寫多少,縱然不能寫下全部想寫的,縱然不能完滿表達,縱然永遠無法達到心中的彼岸。我想於我來說,寫,就跟踏上旅程一樣,就只是為了對抗無為和無意義的作為吧。

撰於2018年8月2日巴黎

科西嘉Hitch-hike記

馬死落地行,在公共交通方面惡名昭彰的Corsica 走了巴士也就唯有hitch-hike⋯⋯來了這裡差不多兩星期,一到埗便明白為何所有人都說沒有車子不能去Corsica:連接大城市的火車巴士一日只兩班,時間還要極不方便,想由一個地方前往另一個地方,在一個如此細小的島嶼也要花個一整天,想即日來回很多時也行不通,相關的資訊毫不透明流通常有誤點收費亦極高昂(一小時車程的巴士收費16歐元起)。想用走的也不可能,即使撇除了地中海地帶的炎炎夏日根本不宜在海灘以外的地方走動,Corsica 本是石山一座,各城鎮散落在山頭海邊,彼此間只有公路或迂迴山路連接。找梳化客主人家時,也有不少人因為我沒有車子而婉拒。出入要靠人接載,也着實是十分不便。不止一人跟我說在Corsica 很多人都會hitch-hike,尤其是單身女子,說是很普遍也很安全。但是一想到提着一個大行李在大熱天的公路hitch-hike,我又是完全的hitch-hike 素人,就是我的一個主人家也猶䂊起來。

於是我就熟讀了Corsica 的火車巴士路線時間表,覺得做生不如做熟,即使是多麼不方便昂貴也好,實實在在的火車巴士站也總比公路上不知道幾時才有一輛順路又願載的陌生人家車子靠譜吧?就着那一堆巴士時間表,我定了一個有一點風險但相對行得通的半日行程:早上先讓主人家駕車送我往東南部的港口城市Porto-Vecchio (約一小時),從那兒再乘巴士前往最南端的Bonifacio(約半小時),三小時半後再乘同一輛巴士回Porto-Vecchio,再由那兒乘另一輛巴士回到主人家隣近的小鎮(約一小時)。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回程的巴士是當天最後一班(一天只兩班),轉車時間有15分鐘。如果從Bonifacio 回Porto-Vecchio 的巴士誤點的話,那我就食屎了。

但是世上沒有零風險的旅程,所以我照去了,還早了十多分鐘回到Bonifacio 的巴士站等車。等到巴士出發時間,我還在想是不是上一班車誤點,就看見那巴士在對面馬路走過⋯⋯花了幾分鐘時間拒絕承認現實(和四周找真的巴士)後,我終於清醒過來,給我的主人家發了個訊息。他就叫我:Hitch-hike! (也不可能叫他六十多歲老人家在今早兩小時後再駕三小時車來接我⋯⋯)

我一籌莫展。首先,Bonifacio 和Porto-Vecchio 這兩個南部主要城市沒・有・火・車(早上主人家問我Porto-Vecchio 的巴士站在哪,我隨口答通常就在火車站旁邊,他就回我但是那兒沒有火車站,我頓時張大了口講了句廣東話「係喎」)。雖然巴士站旁就是的士站,但我想在這裡乘一個半小時的士,車資應該也夠我渡海去意大利了。沒有辦法,我唯有硬着頭皮沿着巴士駛去的方向前進,一邊怯怯的伸出我怯怯的左臂,怯怯的豎起我怯怯的左手大姆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錯手勢,總之那個時候的我就是狼狽到家了)⋯⋯

大約走了數十米、又約十輛車從旁駛過,忽然就有一輛黑色房車在我前面停了下來。我急忙跑上前去,車窗攪下,前座坐了兩名頗有型的女士,應該是來渡假的中產法國人。我說我要去Porto-Vecchio ,女司機說可以帶我到Porto-Vecchio 附近,”Allez!” 我馬上鑽進後車廂,發現裡面還有兩個女子。這幾位打扮時髦相貌娟好的女士很熱情,問客從何處來,又問我會不會坐得不舒服。她們在距離Porto-Vecchio 大約20分鐘步距的地方放下我,教我如何前往目的地,紛紛祝我有一個美好旅程,便抄另一條小路走了。

我心想我是應該趕不及Porto-Vecchio 的巴士了,又因為第一次hitch-hike 如此成功,壯了膽子,於是便又再一邊走一邊伸出我的左手大姆指。又大約十輛車駛過,這回卻是一輛拖着維修車輛的房車在我前面停下。司機是一位中年男子。我說我要去Ghisonaccia ,心想他能載我去到多遠就多遠,到時再算。誰知對方雙眼一閃:我就住那兒!我正要回去呢。會不會太好運了一點?事後也許要劏鷄還神。不過好戲尚在後頭:上了車,司機問我是不是在Ghisonaccia 有車子,我告訴他我住在那附近一戶人家家裡。他就問是誰,他可能認識。結果?他竟然就是替我主人家維修房車的師傅!他跟我主人家通了電話,路上我們談了一些,他告訴我他十九歲女兒在尼斯唸藝術,付那學費有點吃力,又在油站買了果汁請我喝。他記得我主人家的地址,把我送到路口,我們交換了聯絡,他便帶着拖車走了。

我走了巴士,白付了一程巴士的車資和受了一點驚,卻造就了第一次hitch-hiking 、這場神奇而美好的懈㤧,也別說省了一程巴士車資,有免費果汁喝,還要比巴士早大半小時回到家(從巴士站回家還要駕5分鐘車)。我之前才教會我另一個主人家「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中國成語,今天卻竟在我身上應驗了。為此我又再一次感謝上天的眷顧(應該是補償我掉了太陽鏡),和感謝法國人的熱情和友善(這題目我之後再寫)。

撰於2018年7月22日於Migliacciaru

普羅旺斯兩星期

本來是打算去尼斯的,卻意外地來了這個地方。盧貝隆(Luberon)是法國東南部的一個山區,廣大的郊野公園境內,有普羅旺斯最美麗的田原風光。乘巴士從塞尚的亞桑蒲坊(Aix-en-Provence)到阿普特(Apt)車程約兩小時多,車資不過2.60歐羅。當車窗外風景由一片無奇平原,越過一道淺灰藍的河流,轉換成高低起伏萬綠叢生的山林,我知道我正式進入盧貝隆境內了。沿路經過不少小村落,房子都是橙紅色的屋瓦淡橙色的泥牆,清一色的普羅旺斯風格。村落之間有各種果園菜園,種有橄欖、葡萄、櫻桃、才剛開始開花的薰衣草。離遠山岩跌宕,不少沿山而建的小小山城,頗有電影《魔戒》之感。更有在崖壁上建的泥屋,法國人稱為山洞屋,一路停泊了不少露營車,是歸隱田園的現世紀演譯。之後主人家還告訴我有在此聚居的吉卜賽族群。

路上經過幾個保留了中世紀格局的城鎮:教堂、石坂路、窄長的小巷,還有當然是開始紛湧而至的遊客。一個名叫盧爾馬蘭(Lourmarin) 的小鎮,就是卡謬遇上車禍喪生的地方,他就葬在城裡的墓園。過了盧爾馬蘭,巴士登上顛疲的上山路,千迴百轉後,越過一座山,身後的都市給拋得很遠了。回過神來:啊,我正在山野中,而我沒有車子,只有一雙腿和一個大行李,電話的電池有限,巴士一天才兩班。如果接待我的主人家沒有來,那我要怎麼在山裡過一夜呢?當然那沒有發生。如果有,那也不失為一個精采的故事。

到埗當天剛好是Fête de la Musique,主人家來接車,在家匆匆放下行李吃過「晚飯」,馬上便又趕回市中心廣場,主人家的十五歲女兒有份在音樂節表演,在一支樂隊裡擔任鋼琴手及和唱。山上的小小羅馬古城,跟不少南法的城市一樣,揉雜了古羅馬至現代各種時代風格,每樣一點,雜七亂八,不見完整卻可愛,像看見歷史與人的不完整。

主人家Rémi 在小城裡的中學擔任體育老師,音樂節的表演者和參與者裡不少都是他的學生,場內的老少都認得他。十五年前,他在太平洋西南的法屬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跟一個當地原住民女人生下了女兒Juliette,及後帶着女兒回到土生土長的盧貝隆,但一旦經過南島氣候的洗禮,Rémi 不再是一般的法國人樣子。

小城的音樂節自然不能跟大城市比,但夏至日照漫長,翌日學校開始放假,全城的人們都歡鬧到夜深。我跟着Rémi 和他幾位學校裡的同事,在一家西班牙餐廳「正式」晚饍到十二時後才回家。而Rémi 他還要出去玩,不知哪來的精力。

隔天星期六,Rémi 帶我們去他朋友的五十歲生日派對。Juliette 要考試,不太情願的跟着去,我卻因為出發前讀了英國人作家Peter Mayle(於今年初逝世) 的A Year in Provence ,對南法人的派對深感好奇。不消說,食物是最期待的部份。Rémi 穿了比我想像還輕便的衣飾,踩着拖鞋,頭頂草帽和太陽鏡,拿着幾瓶本地佳釀去了;反倒是我,莊重的穿了一襲黑色長裙和一雙黑色尖頭鞋子。

生日主人家住在另一個名叫阿維尼翁旁聖薩蒂爾南(Saint-Saturnin-lès-Avignon)的小市鎮,離亞維農(Avignon)不遠。沿路上更多的農田,還有疑似來洗黑錢的外地人建的葡萄酒莊,葡萄田裡各處放了大型當代雕塑,讓人抓不着頭腦。主人家據聞是Rémi 少年時代的好友,但明顯二人際遇很不同。中產式優閒雅緻的平房,後花園裡排了兩排長枱,撐了太陽傘又掛了裝飾燈。一大群上了年紀的親朋戚友在太陽底下喝酒聊天。我這個唯一的亞洲人坐在不太會講英語的法國人中間,間中回答一下他們好奇的詢問,但大部份時間都在觀察他們無止境地聊天、喝酒、玩法式滾球(pétanque),等待傳說的法國人的美食。終於等到大家都坐到桌邊,傳來的竟是西班牙大鑊飯!除此之外,只有涼掉了的意大利薄餅,一些小吃糖果,和很多很的酒。說好了的南法派對美食呢?

這樣吃喝由下午到晚上十時多,才差不多曲終人散。回家途中,車外的郊野街灯渺渺,只見深夜藍的夜幕上的一輪明月及滿天星斗。Rémi 跟所有法國人一樣,一邊咒罵別的車輛和路邊的測速相機一邊瘋狂飆車轉線爬頭。忽然他回過頭來用他的破英語跟我說:Don’t Worry! 我說:I don’t want to die here! 轉念一想,如果真的死在這裡,就讓他們把我葬在盧爾馬蘭的墓園裡卡謬的旁邊,那也不失為一個極盡荒謬而浪漫的故事吧。

撰於2018年6月24日Apt

寫於離開巴黎三週後

離開巴黎已逾三週。大熱天時拖着一個大行李,每三天換一個城市,乘廉價巴士,在沒有選擇時才乘因全國大罷工而經常脫班誤點的火車,沿路在各路人家作梳化客,馬不停蹄,也不能說不累(天天在街上走,沒有假期,我三週沒有停過用隱形眼鏡了)。我的如意算盤本是先當一輪梳化客,然後找一個鄉郊地方打工換宿,在一片薰衣草田裡過一個寫意的夏天,順便治癒一下長期旅程的疲勞,可惜卻打不響:發出去的請求不是滿額便是沒有回覆。雖說在人家裡寄居,總比青年旅館來得舒適;大部份的人家都整潔、生活必需品俱全,對客人的照顧週到也給予適當私人空間。孤身一人的旅途上,可以遇上對話的對手甚至猶如親人的接待,自然讓人感到無限温暖,提供繼續上路的能量。但始終每過三天便要重新認識一個新的地方,跟新的陌生人建立關係,這不止是肉體上也是精神上的負擔。遇上好的人家固然美好,但間中也有些不好的經歷:單身女子出門旅遊,總是要受到各種程度的性騷擾。對我來說,當梳化客從來不是免費住宿,因為梳化客要付上比金錢更珍貴的時間和感情給予收容自己的人家;但總是會有人覺得給了你好處,便要從你身上討回點甚麼。甚至有人直接問:我可以收留你,你拿甚麼來交換?梳化客的理念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交流,我自問也不是那麼天真以為世間並無險惡小人,但經常要面對對自己有各種企圖的人物,以禮相待卻因為拒絕滿足對方的要求而承受各種無禮的對待,即使沒有造成身體上的傷害,那種精神虐待也不是開玩笑的。遇着存心討便宜的騙子,傷害就更大。另一方面,若要經常提心吊膽、對人抱着懷疑之心,又很讓人疲累而且洩氣。我不會叫所有女生都不要當梳化客,始終我真的遇到過很好的人家,感受過亦獲益於真正的梳化客文化。只是人的確有各種慾望,在作出任何決定前一定得認清他人以及自己的慾望。即是說對人要有信任,但也不能過於單純。我現在寄望最壞的都已過去,之後兩星期在普羅旺斯的鄉郊裡,可以真正得到身心的療癒,及等到一地的薰衣草開花吧。

撰於2018年6月18日馬賽

巴黎後花園Montreuil

在巴黎人生路不熟,幸得劇場界友人義氣收留,寄住在他位於巴黎東面Montreuil 地區的工作室三個星期,離地下鐵9號線總站Mairie de Montreuil 約8分鐘路程,前往市中心大約需時40分鐘至一小時,跟我從北角前往深水埗差不多,但以這裡來說是算偏遠了。

許是先入為主,都說巴黎環路周邊品流複雜,而的確Montreuil 看上去一點不像巴黎,倒像那些二三線城市,四周都是破舊乏味的矮樓房,路上非洲裔為主的住民拖着慵懶的步履,空氣中懸浮着疲憊的粒子,像是一個在永恆等待着不知甚麼的小城。為此起初我也曾提心吊膽,總是趕及天黑前返家,怕會遇上人說的巴黎的瘋子。

在這個彷彿鳥不生蛋的地方,間中能見到新建和建設中的大樓和購物區,光潔的玻璃和鋼材透露了巴黎市、現代城市規劃與仕紳化的擴展。當我以為這地區才開始受到注目,乘地下鐵時卻發現名叫Robespierre 的車站,地面上交錯着的是Rue Robespierre、Rue Voltaire、Rue Emile Zola、Rue de la Révolution、Rue de la République 這些訴說法國動蕩歷史的名字。而Rue du Capitaine Dreyfus 則於2006年易名,步行街上豎立了有關Alfred Dreyfus 這國民英雄的事跡;與之縱橫交錯的是Rue Molière。當我舉起智能電話拍照,街上百無聊賴的街坊揚起了一邊眼眉,隨着鏡頭的方向抬頭看那藍底白字的路牌。

兩天前,我受邀前往同住在Montreuil,離Robespierre 地鐵站不遠的藝術家家裡作客。Gérard 早前離開了工作多年的於法國文化協會的崗位,間中回巴黎,就待在他的畫家兄長Christian 的工作室。恬靜的民居,平平無奇的幾層高公寓裡,窩藏了一個小小的畫室。那時是fin de matinée,陽光從花園穿過玻璃門,泛光了半邊房子和半房子的油畫和畫具。狹小、堆滿雜物和藝術家生活痕跡的房子、洗手間裡沒有洗手盤的設計、忽然意會要跟初次見面的法國人講法語的緊張感,讓我有點頭昏腦漲。

喝了咖啡,Christian 外出買菜回來,於是我又在他們家吃了午飯,連同Gérard 的女兒一共四人。他們告訴我Montreuil 其實住滿了藝術家。Christian 笑着說,總是先有藝術家,再有那些做創意工業的,然後發展就來了,就是藝術家離開的時候,去到哪都是一樣。花園裡傳來小鳥叫聲,麻雀一般大小,綠色羽毛脖頸一片橙紅,Christian 說那是rouge-gorge,經常來他家找他留下的蛋糕碎屑吃。再說Montreuil ,原來在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很有名的獨立電影院Le Méliès de Montreuil,取名自法國第一名電影導演Georges Méliès(Le Voyage dans la Lune, 1902),當年他的電影工作室就在那一頭。翻過節目月刊,都是精挑的文藝片,票價比香港還要相宜。

說到Montreuil 住了很多非洲人,卻道這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馬里共和國社區,也是殖民時期遺留的結果。對我來說非洲人很難分辦,但依稀印象是這裡的馬里人的衣飾都比較色彩華麗,女士們總愛包上各種形狀花紋的頭巾,跟在其他地方見過的不同,我還以為是巴黎的非洲人也比較時髦的。不過之前在Porte de Montreuil 的跳蚤市,滿目的內衣褲鞋履家用電器雜貨又真的打破了我對巴黎跳蚤市的美好想像。也許Montreuil 除了是藝術家聚居地外,也是巴黎的深水埗。

明天便離開Montreuil 前往Reims 。拿着Christian 給我手繪的Le Sourire de Reims,我在想自己是否跟Montreuil 有點相逢恨晚了。

撰於2018年5月25日巴黎Montreuil

悲慘世界

Withhold not good from them to whom it is due, when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ine hand to do it. — Proverbs 3:27 (KJV)

 

我有一個心願是把聖經由頭到尾讀一遍。唸英國文學的人,不能不懂聖經和希臘神話,聖經之中又尤以King James Version 最為文人採用。之前試了兩次,都是去到舊約的三分之一左右便半途而廢。這次來歐特別在平板電腦上載了King James Bible,再戰創世紀無限復活。上面引述的是app 裡內置的今日特選經文。

來歐不久,我很快便留意到車站裡和街頭上,常有來自敍利亞的難民坐在地上行乞。他們有時是一個人,多是年㒖的男人或女人(又或者只是戰亂催老),穿戴着沾滿風塵的傳統衣飾和頭巾,地𥱊子也沒有一張,就這樣或盤腿或跪坐在地上,手上拿着一個紙牌,上面以油性筆寫着:「我是敍利亞人,請給我吃的。」有時他們是一家幾口,男人和女人帶着幾個小孩,同樣骯髒沾滿灰塵,靜默疏離的冷眼看着身旁快速走過的冷眼的路人。然而除了難民,街上更多的是無業的無家者,每天在街上蹓躂向路人要零錢。這些無家者裡有男有女,有年長的,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也見過。

我每次遇上他們的目光,難過之餘,更是尷尬萬分。我是一個遊客,拿着不多但顯然是余裕的金錢,來到這個地方消費我的時間與夢想。另一方面,他們的政府和同胞畢竟也沒有給他們施予援手,作為外國人的我,為甚麼就要負上這個責任?以我一人之力,又幫得了多少?我又如何可以知道我一時的善意(或偽善)結果不會害了他們?由政治和政策衍生的社會問題,該當由政治和政策解決,不是嗎?

昨天在前往地下鐵站的路上,一個男人走過來跟我講了一堆不知甚麼話。他的語氣是客氣的,並不帶任何威嚇,但我下意識的就起了自衞機制,邊擺手邊說我聽不懂。那個男人就笑了:「就不過是一些零錢,有甚麼明白不明白的?」我搖搖頭,走了。走着,心裡卻覺得非常羞恥。那男人只是想要幾塊零錢,我雖然一下子聽不懂,但大意也看得出來,那又為甚麼要假裝呢?我在保衛着區區幾塊零錢還是些甚麼原則?

如果這個世界只會一路變壞,我們也只等着政府為人民服務而對當前的不幸坐視不理嗎?其實會不會只是,我們能救一個就算一個呢?也許雨果的悲慘世界一百年後的這個悲慘世界裡,莫以善小而不為就是這個意思吧。

再訪倫敦

這趟歐遊眼看快進入第三週,還沒有寫過一隻字(除了宣告被傷風KO那次),似是會重蹈日本那年遊記一開始即爛尾的覆轍。先是忙着適應,然後忙着遊玩,現在是久病未癒,即使有事想記,亦提不起力氣來。現在呆坐巴黎家裡等開飯(病了還有人做叉燒飯給自己吃是不是太過份),就想記一下--不是巴黎,這城於我還有待消化--倫敦之旅的一點感想。

那年赴倫敦唸書,已是14年前的2004年。由最初帶着一種殖民地情意結和各種來自文學藝術等對這霧都的印象而來,到最後把這城認定為家,朝思暮想着有一天總會歸來,沒想到一晃眼就是14年。這期間我認定的家又多了幾處--也許我們那位剛榮休的本土豪傑是對的:心安是歸處。一個地方住久了,在我們眼中就會變可愛,慣性就變成感情。也許人也是一樣。

久別歸來,我並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我甚至本身並沒有打算過去倫敦,只是踫巧有朋友在那邊,又另有住在當地的朋友收留,當下就買了來回巴黎倫敦的火車票了。回到倫敦,也沒有追看展覧新營空間免費展館,一心只想漫步重温昔日那雙年輕的足跡,那初嚐自由氣味、還未被智能電話和Google Map 污染的勇於冒險嚐新、對方向極其敏感又不懂累為何物的年輕壯健的雙腿。

從St Pancras 走出來,紅磚車站外大街上來往兩排紅色雙層巴士--好老土的都要在心中叫聲:我回到倫敦了!卻又沒有想像的激動。倫敦一切依舊熟悉,但也已換過了一副嘴臉。記憶中街上很多的書店,店門常堆滿買二送一的暢銷書,現在都換成連鎖咖啡室連鎖超市和連鎖(奇怪)壽司店,就跟香港街上全是藥房和金舖一樣,只是連鎖咖啡室連鎖超市和連鎖(奇怪)壽司店這種小資優閒看上去還沒有藥房和金舖的庸俗那麼讓人難過。Notting Hill 已經見不到一間書店(這真是極其矛盾荒謬的事),Charingcross Road 的書店和唱片都消失了,那年我常常看着那唱片店櫥窗長年放着的The Libertines 的海報,心想海報中那男子長得還真俊美,卻一次也沒有踏足過店內。前面不遠處的Central Saint Martins 校舎也搬離了,以前上完課在Senate House 過來West End 散步,總要選這條路,為的就是偷看那些打扮時髦的藝術學生。同是大學生,為甚麼他們就那麼有型而我們又那麼笨柒呢?那是比論文題目還要難解的問題。

朋友住在倫敦東面,正正是Hipsterfication 正旺的地區。本來有色人種聚居的貧民區,街道兩旁盡是文青系小店餐室,週末還有各大小市集,滙聚區內外潮人甚或識途遊客。明明是仕紳化的現在進行式,我卻奇怪並沒有太大反感,甚至覺得在這種新舊踫撞中的鬧市小村落生活感覺也真還不錯:平日可到合作社形式的良心雜貨店買食材,在旁邊的古著店和charity shop 尋寶,在再旁邊的獨立書店翻翻專門出版關於東倫敦主題的獨立出版社的小書,週末逛花市逛市集,天氣好時在家門前的公園野餐⋯⋯在這裡,仕紳化好像真的帶來了一點美好生活的可能。當然,我們也走過一些身受仕紳化其害的地區:靠近中心的原本充斥藝術家工作室和空間的地區,原本的藝術家社群已不復存在。我只有安慰自己說至少住在東面的人好像還生活得可以的樣子,雖然真相如何我是無法知道。

受了突如其來的寒,病倒了兩天,但仍趕及在回巴黎前走一趟以前的大學。那懷念的東倫敦Mile End,走十五分鐘才到的Sainsbury (後來《Cashback》在那兒取景,為此我特別喜歡那電影),跟同屋一同去吃的Nando’s 和每週一天特價的電影院,此外就是一片無奇草根伊斯蘭社區,間有童黨作惡的Mile End。現在呢?整條街少算也有十來間超市(而且是精緻的不是寒酸的那種),以前從來沒有的時髦咖啡室和酒吧,本來的Sainsbury 外面的停車場成了倫敦市內無數新基建大樓工地的其中一個,我的回憶快將變成Crossrail 車站。Sainsbury 裡面也來了個大變身,而在市集也可以用信用卡的現今,應該也再沒有Cashback 這回事(我真有一個衝動去隨意買點甚麼,為的就是讓收銀員問我要不要Cashback)。以前的學生宿舎變成了大學醫務所,大學校園裡內地留學生佔了一半,我唸的學科大概也因為太冷門被拿掉了。單層的25號巴士變成了雙層,那曾把我接連倫敦中心的重要管道隱沒在其他紅色巴士群中。離遠看到初次跟朋友吸水煙的地方變了連鎖店,我頭也不回的往巴士站走去。

臨上Eurostar 前,雖然沒來得及去British Museum 走一轉,卻還可以重回British Library 一次。以前在那裡的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閱讀室上課,課後我們總會坐在外面的咖啡室聊一回才解散。這回我沒有通行證,不能再進去閱讀室,只坐在當年的那咖啡室,一邊欣賞旁邊一如昨日般宏偉的樓高幾層的玻璃書房,一邊感嘆變得光鮮的咖啡室,食物還是照舊難吃。作為紀念,我拿了一個進入閱讀室用的透明膠袋回去(那設計還是跟當年一模一樣)。

這次重回倫敦,於我像是了卻一件心事,是重逢一位多年沒見的故人,尋回一段無疾而終的愛情。我已不再問自己對倫敦的愛有多深,就像我們到了某個年紀就不再輕言愛那樣。她是一個我曾經用心生活過的地方,在我的裡面有着她的刻印,但也僅此而已。

撰於2018年5月21日巴黎

講句對唔住有幾難

我的搪瓷盒子崩了一塊。本來我媽想拿來用時我就抗議過,說她鐵定會把盒子跌傷,我媽說怎麼會。我不想對家人那麼計較,反正那只是十二元店的貨色,就由她拿去用了。結果我看盒子被隨意擱在客廳各個角落好多天(包括很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便想把它洗了放回去,就發現崩了一塊。這麼多年共居累積下來的經驗告訴我,我媽觸碰過的東西都只會有一個結果,而且越是貴重高質的東西越是不得好死。當我試過幾千塊買回來的設計師品牌外套嘗未穿過便被她燙壞、從日本帶回來的松榮堂香立在日本經歷多次遷徙都好端端的,回到香港沒多久就神秘的崩了一角、francfranc杯子被人跌斷了耳仔還被丟到垃圾筒裡疑似意圖毁屍滅跡、書櫃裡和房間的書被無故移動,還有書因而受了重傷⋯⋯我就知道,既然我媽是那麼天生異稟,又從來不覺得那些傷亡跟自己的特殊能力有關,也不會停止觸碰我的東西(她的概念裡沒有私人和公共的分野,不管我抗議多少次仍經常私自闖進我的房間裡動我的東西),我要麼搬家(哪有錢),要麼是不擁有任何具有價值的東西(人生意義何在),要麼跟着潮流佛系一下,不阻止我媽搞破壞,也不停止收集鍾愛的物件,總有一天那些壞了的東西都會自動回復完好(道行未夠)。但我想講的不是在我家私人空間和私有財產不被尊重這回事(雖然這也有很多可說的),我想講的是一種拒絕承認錯誤的文化。

有趣的是,那可能不只是我家,而是中國人普遍共享的文化。「唔認衰」,「唔衰得」。我發現自己「唔衰得」這性格上的缺陷時是唸中一的時候。上地理課的時候,我因為之前缺課,不知道發了家課,被老師指出我欠交家課時,我即時嘟嚷起來:唔係啊--老師當堂切斷了我的藉口:甚麼唔係啊?妳沒有上課就不會問其他同學?那不是妳的責任?我即時噤聲了。那時我受的當頭棒喝,是我活了十一年才首次發現自己愛逃避責任、不懂認錯的性格上的缺陷。從記憶裡搜尋,我的確從來不會對人說「對不起」,彷彿承認錯誤比犯錯本身更叫人可怕。自從那一天後,我就沒有再說「唔係啊」這三個字,而且每逢從他人口中聽到都會感到耳朵發痛。那位老師教我的地埋知識我都還她了(雖然測驗都拿滿分),但這一課我到現在都牢牢記住。

但「唔衰得」的劣根性始終根深蒂固,我仍然未悟得道歉的學問。大一的時候,外遊時探望移居當地的同學,在停車場泊車時,跟隔隣的車子靠得很近,我開門的時候,車門剛刷到了人家的車子,剛好回到車旁的車主就光火了,開口就罵個不停。同學馬上着我道歉,我卻呆在原地不懂反應。在那幾秒鐘的光境,我下意識先是想要否認自己有所犯錯,當意識到錯的確在我時,卻又無法讓自己表現出歉意。這究竟是哪門子的自尊心,「對不起」這三個字竟比「我愛你」還要讓人難以啟齒。即使事過境遷,我仍在心裡跟自己說那個白人女子根本是歧視華人才這麼裝腔作勢云云,阿Q式的保全自尊的卑劣意圖實在讓現在的我想來也覺羞愧。

你說,講句對唔住有幾難呢?對唔住,係真係好難的。道歉、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是打破自己一直維持的美好自我形象,是不容易的。被人公然直面指出錯誤時,認錯就更困難。尤其對於由小到大都在沒有人對人道歉的環境成長的人來說,「對唔住」這三個字應如何發音也是一個難題。

回到我的搪瓷盒子。我向我媽表達不滿後,她否認是她做的。雖然她實在有太多前科,她無記性的程度也令人懷疑她只是忘記了,但疑點歸於被告,我於是又去問我爸。他的即時反應是:本來就爛咗架啦!當我指出之前沒有,他悻悻然的說他沒有碰過(沒有碰過又怎會知道本來就爛咗?)。再跟我媽核對過證供,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犯人是我爸,是他拿了盒子來裝花生糖,而我媽用的是另一個(我有兩個搪瓷盒子)。最讓人不忿的是,我爸為了逃避責任竟然說謊;就算錯不在他,可能是無心之失又或者並不知情,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錯推回給受害人吧(他那句不就是說我在說謊?)。覺察到我已經解開謎底後,我爸就開始說些甚麼搪瓷的本質就是會破等等的爛藉口意圖轉移視線推搪責任了。這跟我當年的「唔係啊」和白人歧視華人論根本沒有分別。我終找到了我「唔衰得」性格的來源了。

我爸明顯也是受我爺影響,整個家族一直傳承這個「唔衰得」的性格。多年前,我爺仍在生的時候,有一天我媽投訴有人弄斷了她的書法用墨塊,還悄悄的以膠水黏合了意圖蒙混過關。那時我就覺得我爺可愛又可憐,用那麼蠢的方法就是怕被發現,他一定很怕被媳婦罵了。當然大家都知道誰是犯人,但我媽就總是半開玩笑的硬要指犯人是我,要我招。雖然是玩笑,卻竟持續笑到今天,清白之軀的我這些年來不斷被指控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心裡其實是不愉快的。我們固然都不喜歡被直面指出犯錯之處,即使被指出犯錯也不願坦承及道歉,何況是根本沒有錯呢?我們家就是如此奇怪,犯錯的人不認錯,卻要沒犯錯的人去揹那罪名。

到最後,一如既往,當然是沒有人認錯也沒有人道歉的草草了事了。

不只個人,中國人的政府也不道歉,視道歉為軟弱的行為。當我看到香港警察至今仍拒絕向人肉路障的傷者道歉,我就覺得連對着自己人民都不屑道歉、不敢承擔責任的政府,又有甚麼臉去要求菲律賓政府為馬尼拉人質事件向我們道歉?沒有勇氣面對及承擔自己的錯誤的政府,才是最軟弱的,也實在怪不得人家政府瞧不起你。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日本那種道歉文化是否另一個極端--當道歉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形式,甚或取代承擔責任本身的時候(住在日本的時候,常常看到公眾人物在電視舉行記者招待會為自己的醜聞公開道歉,大家看過事主表演道歉,滿意他的演出的話,往往都前事不再追究,這於我是非常匪而所思的事),那種歉意又具有多少真誠,又會否來得太輕易呢。也許在不同的文化語境裡,認錯也有不同的含義。例如中國人會覺得認錯不但會傷自尊,還要承擔責任,所以不會輕易認錯。對日本人而言,不認錯的代價卻比認錯的更大;認錯對愛面子的日本人來說也不是易事,但道歉過後很多時會從輕發落甚至一筆勾消,表現好、躹躬躹得好看的話甚至會獲得欣賞。可以說,對日本人來說,犯錯不道歉比犯錯本身還要更大罪。只是,兩者比較的話,我想我還是想以日本人為榜樣多一點。起碼,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才是真正對自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