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news from nowhere

Category: The Arts

我的金庸記憶

⋯⋯可說是沒有。大概我是極少數愛看書而從來沒有讀過金庸小說的人。小時候家裡行禁電視令,兒童節目時段以外的電視劇綜藝節目甚麼的統統空白,也曾因為無法跟學校的同學搭嘴而自慚形穢。家裡金庸小說倒是齊全,父親也曾鼓勵我去讀。但中學生時代的我,對於武俠小說的印像是無線廠景的發泡膠石山和極愚蠢笨拙的吊威也輕功,現代面孔的男女穿着廉價古代服裝,覺得自己就像去了國貨公司,中國古代的東西就是沒有美感,再看看那些小說的粗糙印刷裝幀,不知哪一冊的其中某幾頁還已經掉了落在床下底,就更加心生嫌棄了。之後選修了英國文學後,就更加沒有怎麼看華語文學。所以當我差不多看完了一半莎劇全集、上千頁的《魔戒》共七部書的《追憶逝水年華》都一口氣讀完了,我還是一本金庸也未碰過,即使聽過某些人物招式情節,都只是沿路拾來的碎屑,不構成一個金庸世界。心底裡卻開始覺得,金庸是不得不回頭去讀的;金庸小說已經不只是小說,它已經構成了我們的文化身份。五月來法國之時,在平板電腦下載了免費版本的金庸電子書,由《射鵰英雄傳》開始,終於展開了我這遲來的金庸武俠旅程。跟阿達一邊翻煲1994年張志霖朱茵版的《射鵰英雄傳》的同時,也驚訝以前的無線劇原來好好睇!與此同時,英文版的金庸小說也首次在今年面世了。也許當幾世代的小孩都懂得玩點穴功夫、大人隨口都能引個九陰真經玉女心經降龍十八掌,之前只懂得Bruce Lee Jackie Chan 的老外們也終於姍姍來遲的發掘到這一「新文學類型」,金庸老師也真的可以功成身退了。

如果在夏午,一個旅人

那個美麗的女子微笑着跟我說:妳會記得這個下午。為此我嘗試回憶那個下午。

我記得我是為了找長途巴士站而來到巴黎右河岸的Quai de Bercy。那是巴黎的初夏,天氣已然越過了春天乍暖還寒的曖昧,陽光灑下來,皮膚還能感到些微的刺痛。在巴士站四周轉了幾個圈,確定自己的事務已告完結,我攀上了通往河對岸的西蒙·波娃行人橋(Passerelle Simone-de-Beauvoir),朝着法國國家圖書館密特朗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ite François-Mitterrand)那四部翻開了的大書前進。也許是陰晴不定的天氣使然,這組豎立於廣大高聳的廣場的宏偉建築群:玻璃和鋼材、極簡線條,也就是二十世紀歐洲建築的象徵,當刻看上去卻不見啟蒙時代的光明與希望,反像在投射後現代主義的陰森沉鬱、失落與質疑。

廣場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兩個抄路而過的疲憊的路人,和幾個拿着滑板躲在其中一棟圖書館大樓陰影下乘涼的無所事事的少年少女。沒有人進出圖書館的多個出入口,玻璃塔裡也沒有人類活動的痕跡。愛圖書館如我,當下也失去了進內一探的欲望。我在一張畫滿了塗鴉的五月風暴五十周年攝影展海報前停下,一陣風吹來,吹起了不知從哪裡來的枯葉。我們的文化,是否就淪落至此?我步下讓人目眩的階梯,回到地面的行人路。我渴望拾回讓人動心的事物。

沿着河岸再走大約五分鐘,轉進一大學校園。方正的廣場上分佈了幾件大型當代雕塑,中央是點綴着點點白花、切割方正的幾片青綠草坪。公共空間兩旁是大學不同學科的院舎及半公營學術機構。當代藝術中心Bétonsalon 就是如此悄然無聲的隱沒於這巴黎十三區的大學校園中。我在門口來回踱步找入口之際,沒發現她一早就在玻璃牆的另一面注意着我。

坐在門口,年輕而腼腆的女子給我展覧小冊子,示意我從一扇門進入展場。長方形的空間,一邊是乾淨時髦的灰色磚牆,上面簡潔地鑲了一行粉紅色的光管。另一邊是一列落地玻璃,一覧外面課後無人的校園寧靜時光,陽光從外面傾倒,照亮了一室光潔無瑕的當代藝術空間設置。牆上窗邊點綴了幾乎毫不起眼的物件和畫稿,刻意的不經意也是當代的美學語言。另外除了放置在牆邊的幾張木櫈、臺架和一些電子器材,基本上空洞無物的空間裡只有一張白色的畫紙覆蓋了平滑的淺灰水泥地板,留下四邊給觀眾作通道。我才為意那白色的平面就是舞台,空間另一端一直在靜靜地觀察着我的女子已把舞台邊的一盞巨形射燈亮起,慢慢步上舞台,像走貓步但比貓步要更慢更隨意,並開始緩緩的舞動四肢,讓自己的影子落在牆上的圓形光圈中。這時我才明白自己在看的不是裝置,也不是工作中的藝術家工作室,而是一場場域特定的Happening。

微捲的深棕色頭髮隨意地以一只髮夾固定在腦後,白色上衣上罩上一件黑色薄外套,下身是深黑色牛仔褲和運動鞋,女子走到畫紙的盡頭,又回過身來,擺了幾個像是瑜伽的架步。坐在一張長板櫈的我開始緊張起來:果然女子張口以法語獨白起來,她的聲音在廣大的空氣中迴旋,又往我的方向襲來。我不自覺的動了一下。女子睜大了一雙漂亮的大眼睛:「噢,難不成妳不會法語?那我用英語來一次。」

而其實我只是不習慣在展覧中,從被動的受眾位置被轉換成被觀看的主體。我只想當個藝術消費者,或者拍幾張照片在面書寫幾句觀後感,除此之外我無意欲亦無力氣參與作品的形成。也許我是害怕出醜,拒絕成為難以入目的業餘表演者,但更大可能我只是懶。但女子帶點慵懶的大眼睛、甜美的笑容拉出一個尖銳的下巴,沒有很強人於難但也讓人無法抗拒:我知道我進來了這個空間,就代表了要玩這個遊戲。我拿着她遞給我的麥克風,告訴她我正在面對的困難:我了解這場Happening 的目的,這自覺卻讓成為參與的障礙。

女子的笑意更濃了:「這就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嘿,我得把它記下來,好用作下一次的作品上。」她又來到場中央,開始講述自己的十六歲派對,如何在眾目睽睽之下跳了一支舞。我不再介意,又或者是放棄了反抗,跟從她一個接一個的指示,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表演任務。另一個男子進來,大方的跟她一同跳了一場舞。我們三個坐在長板櫈上,看着玻璃牆外午後時光的廣場,沒有一人進入我們這奇異的時空,只有金黃色的斜陽,在地上留下一排平行四邊形的光塊。男子倏地站起身來告別。女子還是笑意盈盈。不知不覺我已待了兩個小時,那是旅人才有的奢侈。我忽然想,她甚麼時候下班。美麗的女子卻微笑着跟我說:「妳會記得這個下午。」眼睛也沒有離開玻璃牆外,只有長長的睫毛在寂靜的空氣中微晃。

撰於2018年9月21日Crozon-sur-Vauvre

四月的獅子

今年沒有特別留意各電影節節目,卻意外地看了兩齣同樣出自日本導演戲名裡又有「獅子」的電影。先有HKIFF 諏訪敦彦夥拍Jean-Pierre Léaud 的《Le lion est mort ce soir》,然後有鮮浪潮大師班矢崎仁司《三月のライオン》。前者是對法國新浪潮致敬作,那種隨意、超現實的跳脫與浪漫詩意以及戲中戲都予人似曾相識的感覺,又不乏新鮮。日本獨立電影經典作的《三月のライオン》更是讓人眼前一亮,只是我有眼不識泰山,名字早有聽聞,看這才是第一次。這部三十年前拍的電影現在看來仍然毫不過時,每一幀畫面都令人嘖嘖稱奇。獨立電影很多時並不一定「好看」,這卻是實驗性和可觀性兼備的絕佳作。矢崎導演的映後談也活潑非常,從意念到製作的種種都娓娓道來,直白而不失幽默(擔任現場傳譯的男生表現非常出色,在此一讚)。電影來說,除了那非常「日本文藝片」的美學(如女主角的形象設計,現實裡會有一個揹着冰箱四處走的女生嗎?竟讓我聯想起岩井俊二的早期作品),最讓我感服的是導演說故事(或者是不說故事)的方法。就像傳統日本藝術形式所追求的意會,矢崎導演說他的電影不說故事,情節背景等資料可免則免,在影院的兩個小時裡,觀眾不用忙於追逐劇情,而是感受電影每一幀畫面。這就像中國藝術所指的「留白」。的確,好的小說和電影都不會把所有資料明明白白的羅列出來,而是透過刻意的保留和隱藏,藉着「留白」來述說一種無以名狀,只能意會的故事。想着想着,忽然我就很想回去寫我的小說了。看到好的作品,就會讓人也有想要創作的慾望,那大概是唯一比得上戀愛的情熱。

撰於2018年4月8日

羅樂敏《而又彷彿》

而又彷彿,我始發現自己陷入失眠。黑暗中我拿着手機,不斷更新選舉點票直擊,彷彿執念足以扭轉結果。新手機有時會自動離線,讓人焦燥不已。無法刷新社交媒體app追蹤某人的行跡,彷彿執念足以改變事實。昨夜沒睡好,惰性拒絕直面案頭的工作。//他們何以出現何以消散呢?/這是個沒法終結的下午。// 不如寫詩。但是我不喜歡詩,我是一個讀小說的人,也不太介意小說裡有適當的詩意。「適當的」一個日本男生經常說。不多不少的剛剛好。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念着我。為甚麼總是對喜歡自己的人如斯殘忍。//一個不幸的人被賦予詩的形狀// 看書這回事,不是經典口碑,就是認識作者。寫作的人豈能太孤清?但是我喜歡羅樂敏的詩。如果我寫詩的話,我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自己會是這一種的。始料不及的聯想。轉瞬即逝的意象。如果我的小說有一天得以完成的話,它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它會是這一種的。//似一種/不對應任何古老問題的回答。//

梁志和:那是有又沒有

梁志和的《那是有又沒有》。展場沒放作品介紹,又懶得翻開畫廊同事給我的圖錄逐一查閱,在沒有任何前設下讓自己的直感回應那些流麗純熟的現成物拼湊,走了一圈才坐下打開圖錄,像謎語書最後的解謎部分。哦--原來都是1967。沒有資料的提供是不可能發現的故事。這展覧讓我想起第一次接觸的梁志和的作品:《My name is Victoria》。2009年頭吧?那時剛開始在太子台的畫廊工作,隔壁的畫廊就放着梁志和的影象裝置。那時仍不太認識當代藝術,只是對那光潔亮麗的空間設置美學感到很新奇,但礙於是同行,始終不敢走過去看。正式看這作品,是之後的事。我很喜歡《My name is Victoria》,喜歡當中視覺藝術跟文學、歷史和記憶、官方及個體、事實與傳說的交集。《那是有又沒有》也是一樣的脈絡,這回講的不是維多利亞的殖民記憶,而是六七暴動。梁志和提到去法院想找回當年的判案書,卻被告知已不存在了,是為消失的檔案。官方的歷史記錄固然可以因為種種政治原因被抹掉,藝術家可做的似乎就是建立非官方的個人記憶。而且不一定要跟歷史的威權對抗,就讓它們流於藝術和傳說的領域。1967年父母是初中生,理應有一點記憶。父親一度以為我要的是「事實的細節」,我說我是問你們自己的記憶。忽然兩老就滔滔不絕,先是父親的鄰居是工會成員,罷工期間有大量糧食給送到家裡;又說那時有一些敏感詞,例如「抗議」,父親在課上跟老師鬥嘴,忽然就站起身來大聲對老師說「我抗議--」(母親插話說那時父親最愛扮「左仔」,手拿一本毛語錄去嚇哮學校的老師和同學);母親就試過在課室窗外見到大量宣傳單張從天而降,結果被老師抓去質問,問她那些傳單從哪裡來,她想是三樓,但另一位老師偏要說是別校的學生做的,那個時候所有人都很害怕左派滲入校園;又有一個從大陸偷渡來的親戚揸的士,跟着工會罷工,後來大陸沒有再支援工會,他沒有收入又沒糧食接濟,每天都走一大段路去外婆家討飯吃。對於我來說,這些記憶都是極有趣的,即使暴動打仗,人們依然要過活,而歷史書是不會提及這些佔大部分的繼續過活的平凡人。祖父過身之前,我曾經嘗試為他撰寫口述歷史,卻發現老人家並不一定喜歡話當年,我自己的美好意願也不過一廂情願。我父母今年拿長者咭了(他們自己笑稱為老人咭),我慶幸可以在他們未忘記之前,記下這些對歷史大論述沒有甚麼關係的,有又沒有的小故事。

Quote from Albert Camus, The Rebel

There is not one human being who, above a certain level of elementary consciousness, does not exhaust himself in trying to find formulae and attitudes which will give his existence the unity it lacks. Appearance and action, the dandy and the revolutionary, all demand unity, in order to exist and in order to exist on this earth. As in those pathetic and miserable relationships which sometimes surviv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one of the partners is waiting to find the right word, action, gesture, or situation which will bring his adventure to an end on exactly the right note, so everyone proposes and creates for himself the final word.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live, there must be a destiny which does not have to wait on death. it is therefore justifiable to say that man has an idea of a better world than this. But better does not mean different, it means unified. This passion which lifts the mind above the commonplaces of a dispersed world, from which it nevertheless detaches itself, is the passion for unity. It does not result in mediocre efforts to escape, however, but in the most obstinate demands. Religion or crime, every human endeavour in fact, finally obeys this unreasonable desire and claims to give life a form it does not have. The same impulse which can lead to the adoration of the heavens or the destruction of man, also leads to creative literature which derives its serious content at this source.

—- Albert Camus, “Rebellion and Art,” The Rebel

A Little Princess (1995)

突然記起要做的電影觀後感。也許逼自己也無用,以我看電影的頻率和寫字的速度,那只是不設實際的痴心妄想。又不是要寫給誰看的專業影評,只是為自己備忘的筆記,想寫便寫好了。不寫的話,也就代表那電影沒有值得記的事情(應該係,除非唔係)。

常為了長知識讓自己看很多「經典」或本身不太好的戲種,像科幻(之前逼自己看了Johnny Mnemonic,很辛苦,不知是為了甚麼要花整個晚上忍受如此一齣爛片),又或者要政治正確,迎合最近的政治氛圍,於是看了Ken Loach 的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要澄清:這齣跟今早看的David Lynch Blue Velvet 我都非常喜歡,有機會再寫)。但發覺最終自己最鍾愛的還是那些老土文學改篇經典,在所有事情,包括看電影,都讓人感到極疲累之時,就會想重回文學電影裡的美好時光。

沒留意到1995年的The Little PrincessGravity 的Alfonso Cuarón 的長片處女作,而且風評不俗。維基說他改篇了Frances Hodgson Burnett 的原著,但其實除了把故事由倫敦移師到紐約,及加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這個故事基本上跟1985年日本富士電視台製作的世界名作劇場系列動畫《莎拉物語》並無二致,很多原著裡沒有的角色和描寫都是照抄過來的,有點奇怪沒有人提出,而電影本身也沒有credit 日本電視動畫的版本。原著故事其實十分平板沉悶,《莎拉物語》把人物角色豐富了不少,也加入了更多的劇情和主題,令主角的成長故事更加立體和具說服力,純真夢幻而不失現實的痛切與深刻,探討的人性光輝和醜惡毫不片面膚淺,能同時感動大人小孩。

雖然電影整體處理不俗,一小時三十分鐘看得非常舒服滿足,若硬要說不喜歡的地方,大概是地點改了在紐約,就失去了一種魅力。沒有了老倫敦的石板路和紅磚屋、Edwardian England 上流社會的虛偽冷漠刻板和英國口音,就無法彰顯女主角來自遠東的人性和活潑。最後的驚險跳牆情節也不是必需,比較像是遵從某些荷李活電影公式。還有故事最後還是讓女主角跟原來沒有死去的父親重逢,又讓「惡人」校長落得掃煙囪的下場,又未免太過童話式結尾。不過我倒很喜歡電影的色調處理:在寄宿學校那一段基調全是綠色,像學生和教員的衣飾甚至室外內的背景;而女主角的幻想和印度鄰居的魔法則是偏重橙紅色的七彩繽紛,除了畫面吸引也起了很明顯的視覺反差。另外一點有趣的小發現:飾演女主角父親的Liam Cunningham ,我之前都不認識的演員,最近卻竟然在不只一部作品裡遇到:Game of Thrones 和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都有他的踪影,巧得令我有點覺得是Sir Davos 引領我去看這兩部電影的。而這類型的事情其實常發生在我身上,就像《四疊半神話大系》裡提到的古書神的引領的樣子。

然而在我童年回憶中的《莎拉物語》永遠無法被取替,那個束及肩藍黑髮的莎拉才是我心中永遠的小公主,在那段幼嫩的formative years 裡為我樹立了真正淑女的模型。

寫作這不幸

如果說寫作只是為了填補心靈的空白,那在我身上也真是說得通的。每當我沉浸在幸褔充實的生活時,我往住都失去所有寫作的意欲。最近高價入手了整套文庫本小甜甜打算收藏用的,忍不住拿了一本來看,就再也放不下來了。重拾久遠的幸褔時光的代價也就是我好幾天也沒有寫到一個字。我這種依靠情緒來寫作的作法,除非一生抱憾不幸,否則大概一生都寫不完一件作品來吧。

惠比壽映像祭隨想

這樣說也許對我們的藝術家們有點不敬,但其實我很多時候在看展覧的時候思緒都會飄離展場,漫無邊際。尤其是看沒特別內容的影像裝置,我如果不是睡着了,大抵都在想別的事情。這天我站在惠比壽映像祭的一個影像裝置前,不覺又陷入了空想。那是一個日本藝術家的作品,題材環繞日本東北部依然進行中的狩獵行為。四面的投影交錯播放着雪地上雀鳥爭相吃剛被獵殺的小鹿留下來的內臟的片段。攝影機就放在雪地上同一個視點,無造作的進行實時紀錄。那無造作在我來看卻是那麼的造作,登時令我進入了思考。當然那也不是第一次想到的事情,但那個時候的我大概被甚麼深深的打動了,又或者只不過是太過空閒無聊,忽然的便又考究所謂的藝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例如說這影像--本來這片子,在一般的情況下播放--亦即不是以一個藝術裝置的形式,而只是在普通的播映場地播放,如電影院、大學的放映室又或者家裡的電視機。假若如此的話,那這片子也不過是一部拍得很一般的一般紀錄片。只是換了一個表達形式,同一樣的題材和材料,便由一般的東西變成了藝術。但是轉念一想,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同一樣的題材,基於作者的手法和品味的高低,可以變成一般的通俗文學,也可以變成純文學。古今藝術也一樣--不過就是品味的問題。這麼想着想着,我也就沒那麼憤世嫉俗,漸漸釋懷起來了。

Biutiful

Another film about a man and which I had little idea what it was about before I watched it. Since “Birdman” got Best Picture at the Oscars I finally can make up my mind to pick out this film from my very long pending list and have it done with. I liked “Babel” a lot so I kind of knew what to expect and that I would like it too. And I do like it. The story of a man who has been informed that he has got cancer and has only very little time left to live, and which reminds me of François Ozon’s “Time to Leave.” But “Biutiful” is less stoic and in a way I like this better. The man set out to fix the many broken things in his life – his loose family ties, his broken marriage with a prostitute with bipolar disorder, his young children without a mother to take care of them, his many illicit business and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he dealt with. When he was helping his daughter with her homework she asked him how to spell “beautiful” – and that is where “Biutiful” comes from. Something is crooked, wrong, but still beautiful. Life is beautiful, with all its many complications and bitterness. The Chinese say “When a person is about to die he speaks goodness.” So one tries to fix everything, right every wrong, before one dies, albeit it is not always possible. Things might even get worse, as in the film. Here one sees again this solitary man fighting against the inevitable. Sad but so very biuti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