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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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Places

Travelling/Writ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在亂世中行旅、以寫作為方法

(攝於2014年8月日本四國)

被問到最近都在做甚麼,我總是顧左右而言地說,都係咁啦。事實上是,我總是不好意思提及我在寫作這回事。有一個故事,我前前後後寫了差不多六年。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遇着COVID,可能根本不會把心一橫將它寫完。

小說的背景為2014年夏天的日本四國。那一年我辭掉了工作,拿到了一年期的日本工作假期簽證,期間曾到四國的鄉郊打工換宿一個月。小說就是根據當時的經歷而寫的。那個時候值日本東北大震災後三年,日本人仍活在災後的劫後餘生中,我在四國遇到因為福島核事故而從東京一帶移居到相對安全、環境仍未受污染的四國鄉鎮的移住民,也有不少人踏上了反思及改變一貫生活方式的路。那個時候香港仍未發生雨傘運動,我才剛開始思考關於旅遊和流徒的命題。夏天完結,新聞畫面充斥着槍林彈雨和雨傘的畫面,那之後香港相繼發生了許多事件,這個故事一直沒有寫完,家的意義卻一直在急速改變,旅行的故事變得不合時宜的奢侈而微不足道,直到去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然後是武漢肺炎在全球爆發,在強制禁閉令下大部份人如我無法再出行旅遊的同時,也有人因為日益壓迫的政治氛圍或移民或流亡。此際,流徒又再得到了新的意義;明年的2021年,也將迎來日本東北大震災的十周年。在這段隔離在家的日子裡,我一口氣重新整理並完成了六年前開始了的小說,除了藉此書寫記錄一段不復再的歷史時空,也希望可以在目前的語境裡,從這故事發掘出新的意義和向前的力量,就像當年我在日本四國遇到的那些於災後重新出發,於新的地方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的移住民般。

其實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有誰會想讀這種故事,對自己的文筆更是沒有太多的自信。只是既然這個故事對自己別具意義,我也希望將之分享給對它感興趣的朋友。如果你願意花時間一讀這篇幅並不是太短的小說,並給我一點感想或建議的話,歡迎給我一個私訊。在此先感謝已花時間看過初稿的朋友。

Travell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Italo Calvino’s Labyr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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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9年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館)

講開卡爾維諾,想起是屆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館「Neither Nor: The Challenge to the Labyrinth」正是以這位國家大文豪的論文《La sfida al labirinto》為靈感,策展人Milovan Farronato把位於Arsenale的敞大展館給塑造成一座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迷宮,在其中展示三名意大利藝術家:Enrico David 、Chiara Fumai與Liliana Moro的作品。迷宮與作品、線與空間相互交錯,觀眾無法從中找出一種固定的說法,所有意義只在迷途的過程裡逐漸產生。

如果不是在炎炎夏日之下走了眾多雙年展場館早已累不堪言(又或如果意大利館選在較為接近展場入口的位置的話),這也未嘗不是一個有趣的觀展經驗。雖然在實際操作上迷宮的設置讓人聯想到遊樂場的鬼屋,概念上我倒是頗欣賞他們引用自己國家的文學以作出一種純粹藝術性的探索,而沒有對世情作出政治正確但惺惺作態的回應。

迷宮同樣地也是我對威尼斯的感覺。在威尼斯的每一天,都是跟這迷宮的博奕。也因為雙年展主場館以外的展館遍佈威尼斯各個角落,每一次看展就是一次的迷路,也不只一次在路上遇到同樣迷路的同路人,彼此交換一個饒有意味的眼神與微笑,然後又低頭研究我們的Google Map。穿越迂迴曲折的小徑、隱蔽的小橋和內庭,雙年展(抽象多於實用)的地圖把我帶領到威尼斯各個不為人知的地域。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拓荒者,倒也不太介意要花這麼多的精力只為到達一個場館,反而因為這個尋找的過程,令事情增添了一層冒險或朝聖的意味。每次看展回來,在地圖上剛去過的地方上劃一個記號,然後着手計劃下一回要征服的路線,像帝國主義者擴張中的世界版圖。興致勃勃的給意大利人同事看我的戰績,他說在雙年展工作這許多年,也未見過有人如我般真的打算征服整個雙年展的。不過對我而言,最大的樂趣或許不是征服雙年展,而是征服威尼斯這座巨大迷宮。

Travell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Visible/Visu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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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9年6月22日威尼斯學院美術館)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Italo Calvino, Le città invisibili)裡眾多的城市描繪不管是否真是威尼斯,跟我們認知的威尼斯距離多遠,也都影響了很多人的城市想像,尤見於香港當代城市文學,幾乎沒有一部沒有卡爾維諾的影子。也許亞巴斯(Ackbar Abbas)的消失的城市,跟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真的有些甚麼相似的地方。

扯遠了。我想說的其實是,威尼斯從來都非常看得見,在人們各種記述及道聽途說中、想像與重新想像中、不斷的複製與被複製中。沒有一個更自戀的城市。西方美術史裡,其中一個被描繪得最多的城市就是威尼斯,在世界各地的美術館裡,總會找到一個威尼斯風景油畫的藏品部門。

去年在威尼斯剛好遇着Art Night Venezia 2019,市內美術館免費開放或舉行特備節目直至深夜,我也趁此機會在上班前後跑了幾間美術館。從Arsenale沿運河邊一路走,穿過聖馬可廣場和名店林立的街巷,橫過數條小橋來到聖斯德望廣場(Campo Santo Stefano),廣場另一邊就是學院橋(Ponte dell’Accademia),連接大運河對岸的學院美術館(Gallerie dell’Accademia),路程約三十分鐘,已比乘水上巴士來得快捷。

時值學院美術館特別展出達文西《維特魯威人》(L’uomo vitruviano),那枚給鑲在玻璃櫃裡信紙大小的手稿珍貴不亞蒙羅麗莎肖像,我卻最鍾情那間放滿威尼斯大風景畫的房間。房間四面牆上都是比人還高的威尼斯耳熟能詳的不同角落室外內風景,大運河廣場橋樑教堂挨河而建的民宅衣着華麗的群眾,視線最終聚焦於房間盡頭的聖馬可廣場景象。在這裡我看到了威尼斯的自戀與自慢,Venetian Self-Fashioning。

Travell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All about Murano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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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9年6月21日威尼斯Fondazione Querini Stampalia)

對威尼斯其中一個印像,是威尼斯玻璃水晶燈。說到威尼斯很多人都想到穆拉諾(Murano)的玻璃工藝。我以前一直以為威尼斯玻璃就是彩色的玻璃珠子,或是像家裡幾件以前在威尼斯買的彩色玻璃裝飾品,藍色的熱帶魚和紫色的鴿子,滑溜溜的現代主義風格玻璃雕塑。這些我都不喜歡。但是威尼斯玻璃其實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技術和風格,我見過的都只是為遊客大量生產的廉價貨色。

在威尼斯六星期,參觀了一些變成博物館或美術館的palazzo,大部份都保留了原有的裝潢,威尼斯玻璃水晶燈更是定番的裝飾元素。漫天壁畫的天花下花團錦簇,有從透明莖葉冒出頭來的粉紅藍綠色的嬌媚浪漫、純淨光潔的素白、清澈簡潔而不失華麗的透明。就連樸實無華的教堂裡,都可看到兩列威尼斯玻璃水晶燈,浮在幽暗的虛空中。它們就像精雕細琢的雲朵,優雅飄然的浮在空中,反射着的不是燭火,而是從天上來的聖潔的光。這種浮華世間,一旦離開了威尼斯,就不再遇上。

找了一個休假日,乘vaporetto到穆拉諾、布拉諾(Burano)等幾個小島。先在最近的聖米凱萊島(Isola di San Michele)稍停,尋找Igor Stravinsky與Ezra Pound的墓碑。威尼斯日前刮了一場大風,墳場裡一片狼藉。Ezra Pound的墓找不到,許是給重新埋在倒樹和石堆之下。再下一城到穆拉諾,沿運河走了一轉,盡是售賣威尼斯玻璃的店舖或體驗工場,除了一家跟藝術家合作的品牌,都只是為遊客而設的庸俗東西,沒甚麼好看頭。再去了被遊客攻陷到幾乎要陸沉的布拉諾,和托爾切洛(Torcello),看了比聖馬可大教堂更早建成的Basilica di Santa Maria Assunta和威尼斯最古老的馬賽克。

在穆拉諾沒有看到讓人心醉的玻璃,卻在小巷中發現了一間小小工房,簡陋的店面堆放了店主Lucia創作的迷李玻璃工藝或收集回來的古董。美人胚子的Lucia出身自當地一個從事玻璃工藝已六百年的家庭,眼光並未限於眼前的物事,她知道對岸的威尼斯雙年展,也知道並關心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我本來怕她會硬推銷她的作品,她卻只是大方的讓我隨心拍照。她沒有那種自覺玻璃工藝被看低的葡萄酸味,也沒有對遊客既愛且恨的複雜計算。那大概是我在穆拉諾感覺最良好的威尼斯玻璃經驗。

看過眾多種威尼斯玻璃,晶瑩剔透的鍍金的如彩石的,還是鍾情威尼斯玻璃水晶燈。那種東西自然無法帶走,我本想着只要記得那些夢幻般的空間就好了,反正威尼斯玻璃水晶燈一旦離開了威尼斯,魔法就會消失。離開威尼斯前某天,在威尼斯雙年展烏克蘭館工作的Marianna忽然到來,伸出兩只拳頭,叫我選一邊,當是餞別禮。張開手一看,她一手握一塊未經打磨的玻璃碎片,一塊淺藍綠色,一塊透明中帶一角橙色色塊,道是在穆拉諾的玻璃工場撿回來的。貪婪的我兩塊都收下了,由是再別威尼斯,帶走了兩片雲彩。

Travell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The pigeons on Piazza San Ma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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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9年6月17日威尼斯聖馬可廣場)

關於聖馬可廣場的鴿子,有一件憾事。中學的時候,第一次隨家人到歐洲旅遊,是那種十天遊十個國家、坐在旅遊巴上的時間比在地上還多的走馬看花團。記得在威尼斯一站有一點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們被廣場鋪天蓋地不怕人的鴿子吸引,跟廣場上向遊客售賣雀食的(好像是吉卜塞人,不太記得了)買了應該是粟米的東西,玩鴿玩得不亦樂乎。急着進去聖馬可大教堂的父親在一旁一再催促,樂而忘返的我們不願被掃興,總推說再一會兒再一會兒。然後到了五時,聖馬可大教堂關門了,我們也就沒能進去。記得父親埋怨了一句,那時心裡是有點內疚,但也沒有想太多。對於年輕的我們而言,聖馬可大教堂也不過是一座教堂,所有的錯過都總有第二次機會。那之後,我再去過了威尼斯和聖馬可大教堂兩次,而父親卻再也沒有踏足過意大利。

這次回去,聖馬可廣場上空蕩蕩的,間中零星幾隻鴿子,那聞名天下的鋪天蓋地浩瀚宏偉的灰色大軍不再復見。意大利人同事告訴我,由於鴿子的覓食與排泄為四周的古蹟造成嚴重破壞,當局不再允許人們在廣場上餵食鴿子,違者罰款。另一邊廂,經復修的聖馬可大教堂一洗年月的破舊污垢,外牆的馬賽克七彩艷麗,內裡天花金壁輝煌,比以前更冠冕堂皇了。結果當年我們選擇了鴿子而放棄了教堂,竟是錯有錯着了。反正我們每一次出門都總要錯失一點甚麼,我希望這回失去了鴿子,可以換回父親一睹聖馬可大教堂。

Travell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Ponte dei Sosp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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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治下的新時代,我們又是如何重新思考關於思想和肉身的自由?歷史對極權從不陌生,活着的人卻要花一生力氣去找出如何在不自由裡生存的方法。去年夏天遊威尼斯總督宮(Palazzo Ducale),上千年的寡頭政治輝煌外表下的恐怖極權成為了歷史敘述的一部份,卻未知有否引起遊客們對現代的䌓盛的極權的聯想。

嘆息橋(Ponte dei Sospiri)這名字是拜倫於十九世紀時所取,橋的兩端連接總督宮的法院與監獄,通常死囚通過此橋之時,就是行刑前的一刻,因感嘆即將結束的人生而得名。嘆息橋有如隔絕生死兩世,從密不透氣的嘆息橋走過時,從小小的窗口望向最後一眼美麗的威尼斯,不禁一聲長嘆。

但我對浪漫主義的苦難想像沒有興趣,轉向十八世紀風流才子卡薩諾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的威尼斯逃獄記(Histoire de ma fuite des prisons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 qu’on appelle les Plombs)。這逃獄故事精彩絕倫,可媲美大仲馬《基度山恩仇記》裡的橋段,不過前者是作者自身經歷而後者只是虛構故事,於是又多了一重異彩。故事一開始就說卡薩諾瓦在自己家中,忽然殺出幾個官員,也不知道自己犯的是甚麼罪名,就被帶到威尼斯總督宮的審問室,直接送進監獄裡了,也不知邊自己能否活着出去。這個起首也着實有點卡夫卡的荒誕味道,但是機智的卡薩諾瓦並沒有陷入對於存在與自由的哲學探究,也沒有任何對公義和復仇的執着,只是一路密謀逃獄重獲自由。最多也只是一個念頭,不知是否曾經說錯話得罪人,或者是跟某些女人的瓜葛。在公認的極權統治下,人們似乎已經放棄公義,只是盡可能地活得自由。屢試屢敗後,卡薩諾瓦結果真的從屋簷逃了出去,機警地騙過總督宮的守衛,跳到大運河裡遊走,途中奇蹟地閃躲了追捕的官員,一路潛逃到德國。這是自由面對極權的勝利。

與此同時,這屆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就選址在前總督宮的監獄,展出鄭淑麗的作品《3X3X6》,以多媒體裝置展演十件因性別或性歧異而被監禁的主體案例,當中也包括曾被囚於此監獄的卡薩諾瓦,採用跨龐克科幻、酷兒和反殖民想像去駭入性史,並同時駭入當代監控科技,是整個威尼斯雙年展裡一件非常及時貼題,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作品。

 

Travell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Medico della P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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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期雙年展逢星期一休館,去年的這一天,我趁着假期外出走了一敞,想看看一天裡自己可以走多遠。人們都說威尼斯很細小,從島的一邊徒步走到另一邊花不了一小時。上千年歷史的水城基本維持着往昔的街道規劃,盡是蜿蜒曲折的窄巷,再精明的旅人手上沒有地圖結果都只有迷路一途。陸上交通自然是沒有的,人工島上也不可能建地下鐵,只有叫作vaporetto的水上巴士來往主要水道。Vaporetto班次並不頻密且非常昂貴,懂得路的話,走路比乘vaporetto要來得快。

從Arsenale沿運河邊走到Piazza San Marco,參觀完Palazzo Ducale抄小路往回走,經過一間嘉年華服飾店,在裡面看到了一堆未完成的面具,包括標誌的Medico della Peste,即中世紀時期負責治療黑死病患者的醫師。多年前朋友曾寄我一張印有瘟疫醫生圖像的明信片,那像鳥喙的鼻子一直讓我不能自拔。威尼斯嘉年華中竟出現這麼一個邪惡恐怖的人物,也讓我對威尼斯嘉年華充滿好奇,卻始終無緣見到。多年後重回舊夢,一切卻變得俗不可耐,迷思都在觀光商業熱潮下蒸發了。又或者是年輕時的玫瑰色鏡片脫色了。一年後的今天看到Medico della Peste,看見的卻是真實的瘟疫。威尼斯在瘟疫蔓延時,不見載着鳥喙的鼻子的瘟疫醫生,也沒有了嘉年華。有的大概只是戴着中國製口罩、坐守空洞的酒店和餐廳的本地人們。

威尼斯的女房東之前對我說是很感謝中國給予意大利抗疫的援助,我也不知道應告訴她這等於是殺人犯慰問死者家屬,還是中國不會不問利益就把東西捐出去,還是中國製的東西無論是送的還是賣的,大部份都是不合規格的。不過那也是別話了。

Travelling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Hong Kong in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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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香港發生了反送中運動,剛到達威尼斯的我到最後也沒有發表為時三個月的意大利遊記。一年後的今天,世界發生了疫病,香港的抗命運動來到更黑暗的新一頁。沒有可以自在旅遊的時候,沒有一刻活着而不感到內咎。人類正在各地做着各種抗爭之際,此刻我的抗爭是關於思想和移動的自由。

去年的這一天,在威尼斯雙年展的香港館下班後,我拿了油性箱頭筆和環保紙,寫了簡單的橫額,張貼在館外的圍牆上。土牆上滿是沙,風也大,我一個人不無困難的把十數張紙貼在牆上。來看雙年展的人潮已相繼離去,剩下只有三兩個路人,經過時看了一眼便繼續上路。一個台灣男子停下來主動幫我的忙,並不只一次以美式英語對我說,他知道,他明白。他身邊漂亮的年輕白人女伴和孩子們卻一臉禮貌的茫然。橫額第二天便已脫落了半邊,我們在開館之前移除了。因為主辦單位的關係我也沒有把相片公開,我做了的東西結果也沒有太多人看到。但是,只是那一個台灣人看到,我已經覺得很感動,已經值了。

是次威尼斯雙年展的香港回應展也要開始了。今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卻因為疫病而延至明年。所以我就想以這照片回應這些,去年夏天那非常之旅。

魂斷威尼斯201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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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做夢又回到了威尼斯,醒來想起到埗那一天正好是六月十二日,香港返送中條例運動首次罷工行動。藝文界迅速和應,繼大館員工發出公開罷工聲名,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的同事經過內部一番爭取權衡後,最終亦決定休館一天。香港館就在雙年展主場館的Arsenale正對面,從水上巴士站走過去不用五分鐘,沿途只要過一條橋,橋上還搭建了方便遊客的踏板,相對某策展人要抬着行李爬七條橋才去到住處,拖着一個大行李箱的我算是非常幸運。坐落在本島東隅的Arsenale並不是遊客熱點,宏偉依然的紅磚大閘周遭只有專程來看雙年展的小貓三四隻,道路很平直寬敞,平靜的水道上也不見gondola的跡影。鑽進小巷,經過一家餐館(後來意大利同事告訴我那是來自拿坡里的孟加拉家庭主理的),小巷左邊圍牆上出現巨大的雙年展海報和入口,右邊就是香港館。民居的矮泥牆上一度深綠色的木門,門是關上的,上面張貼了幾張閉館通告。相對香港那邊的鬧哄哄,那幾張電腦打印的整齊字體細小得緊,在想被看見和不想被看見之間爭扎。遠在世界另一端,在國際當代藝術界的視線下,我還以為我們可以有點甚麼更大擔的作為。沒有人看見的罷工意義何在?為此罷工的同事還被扣了工資。那個時候已經惴惴不安,憤怒在心頭醖釀,憂愁只為未能在場大聲疾呼。現在回想,那時實在平靜美好得彷如隔世。

香港館設在一palazzo(現為一般民居)的地下倉庫,樓上是澳門館和其他住宅單位。實習生宿舎就在澳門館樓上其中一個出租單位。圍牆另一邊有一扇綠色鐵閘,推開進內是一個小小的庭園,忽然出現的綠色給這幾乎片草不生的島嶼帶來一陣清幽。庭園裡有一口蔓藤滿佈的石井,上方牆上有一個Saint Theodore of Amasea的石浮雕,看上去有好幾百年歷史了。同事A下樓迎接(雖說在罷工,卻還得留在宿舎候命,這算是那門子的罷工?),我們進了大門,穿過破舊的長廊,牆上的油漆都剝落了,露出底下的紅磚,四周還佈滿了蜘蛛網。這令人沮喪的光景來到走廊盡頭就被窗外射進來的光線打散了。光透過幾片彩色玻璃,打落在畫上了同樣色彩鮮艷的紋章的牆上。剎那間,我回到了幾百年前的輝皇的威尼斯。要光復一個地方是一個甚麼概念,我想我仍在摸索中。

撰於2019年11月4日柏林

魂斷威尼斯2019(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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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威尼斯的方法有幾種。連接內陸的大橋未建成之前,人們是乘gondola來往內陸和島嶼的。Gondola順着瀉湖而上,遊人第一眼見到的威尼斯風景就是Grand Canal河口的總督宮和聖馬可鐘樓。之後有了鐵路和大橋,先後再建了兩個機場,也就沒有了航海時代那華麗的進場。這是我第三次踏足威尼斯。第一次數有二十年前了,隨家人跟那些歐洲十一天旅行團去的,想是乘旅遊巴從內陸橫過大橋過去,對於威尼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工島嶼沒有太多記憶和實感。第二次是在倫敦讀碩士的那個暑假,從米蘭乘火車去的。出了火車站,第一眼見到的威尼斯是Grand Canal的另一隅,站前廣場上有一個印有蒙羅麗莎圖像的雕塑裝置(George Pusenkoff,《 Mona Lisa Travels》)。那時候的我還停留在Titian的early modern period,行李裡頭還有一份莎士比亞遺囑複印本(古文書學課程的畢業功課),仍未跟當代藝術結緣,結果無意中看了一點威尼斯雙年展也不自知。記得我和友人從火車站外上了水上巴士,甫下船便在嘆息橋附近踫到大學同學(事隔十多年,最近舊事重提,原來大家都仍記得那場偶遇)。

這一次我是從柏林乘飛機到新建的馬可孛羅機場。選座位的時候,我心裡想着飛機是向南飛,所以選了左邊的座位。差不多到埗時,我一直盯着窗外看,卻遲遲不見海;忽然通道另一邊的右邊窗外就出現了一片浮在海上的人工島,我回過神來,飛機已着陸了。懊悔不已,我穿過機場大堂沿着通道去到水上巴士站。我第三次的威尼斯印象不是從飛機俯瞰下來的鳥瞰景觀,卻是包圍着水上巴士的泥黃色運河。船上除了我只有兩個穿着雪白船員服金銅膚色健美外表俊朗的男子和一對一臉舟車勞頓的母女。一段時間水上巴士都是在茫茫一片泥灰色海面浮沉,天空是讓人喘不過氣的啞白,空氣沉甸甸的,悶熱得很。我得承認我對威尼斯的第一個印象是有點失望的。水上巴士不走Grand Canal,而是繞過本島北面上方,在Murano和San Michele之間穿過,再經本島東面(那時不知道自己已經看到一部份Arsenale)到Lido西岸,才往Grand Canal河口駛去。到我看到Giardini的一團綠林,我已在船上飄蕩了一個多小時(那麼短的路程,用腳都走到了,真讓人難以置信)。下船一刻,船上已沒半個乘客,我站在Arsenale水上巴士站,眼前一片水靜河飛,跟認識中威尼斯的繁華相差了個十萬八千里。

撰於2019年10月28日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