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news from nowhere

Month: June, 2019

心安的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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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樂參半、紛亂的一星期。無法入睡,就坐下來寫寫,理理思緒。

在這忙亂多事的一星期,還是按計劃出去走了一轉。也是想找回初衷,理想過的生活。

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是柏林市內最古老的教堂,其所在的尼古拉街區(Nikolaiviertel )是柏林的古城區中心。從Alexanderplatz橫過馬路,鑽入一條彎曲的小巷,馬上便從東德式包浩斯風格時光倒流回到中世紀城鎮格局。遊人以為終於找到一處「真歐洲味」的地點,周遭是久遠所以可親的歷史古城遺跡,坐在路旁的露天咖啡室欣賞眼前古老的教堂古老的樓房古老的廣場和窄巷,以為脫離了高不見頂的高塔或長不見盡頭的康莊大道或冷峻工整的石屎建築群,跳過了讓人難堪的現代史,回到以前的日以曼黃金歲月,然而這一切都是假的。

若不問為甚麼前人會把柏林這麼一個歷史重鎮的古城區完全毁掉,我倒好奇是甚麼誘使我們對消失的過去有所依戀,以至不惜一切要將之重塑還原?東德時期的柏林,為實踐其社會主義理想社會面貌,把老舊的城市(包括二戰時遭破壞和悻存的部份)大規模推倒重建,把歷史夷為平地後,在上面的空白重新打造一座全新的城池,連道路都重新設計規劃。東德的社會主義建築風格經歷各種實驗和轉變,但大致上追求一種實用性及去個人主義的工業風美學,東柏林激增的人口被分配在事前組裝的一式一樣的石屎住宅群,由居住空間起生活上的每一細節都被規劃。儘管如此住屋還是供不應求,很多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制度底層的人(如單身人士、藝術家)等不到分配住房,就在城內被廢棄而未被推倒重建的老房子裡佔屋。除了是沒有選擇,大抵也出於一種個人對集體的抵抗,對於延續的歷史和有機的人文社會的依戀。

從一種沒有歷史感,只有從一而終的社會主義的建築美學,到重新回顧並積極掌握自己的民族歷史話語權,東德的建築忽然進入了一個新歷史主義時期,除了一些新建的樓房以復古風格仿建,更開展了尼古拉街區的重建計劃。除了是為了鼓吹旅遊業,吸引外資,這不也可以看成是一種人民的內在需要,透過市場經濟的表現?我來到這裡,才發現尼古拉教堂是近幾十年才從地底的瓦礫中浴火重生,建築九成九都是依照現存檔案複製的贗品。廣場外,尼古拉街區彷中世紀城鎮格局的建築群,也只有面向廣場的一面是依照某個年代的模樣複製,背後的後院和內裡都是現代的。這是社會主義式的荒謬,也是我們身而為人的荒謬。

寫到這裡,我已記不起當初為甚麼寫這麼一篇,為了甚麼。大概是出於一種很模糊的意識,在動盪的歷史時刻,當一些人的理想推倒了前人的理想,當過去被現在否認,將來早已定案,當政權和人民爭奮過去和將來的話語權,我們的心底裡總還是渴求着歷史的憑藉和慰藉,那座古城中心的古老教堂,是過去的庇護所,是心安的歸處。

撰於2019年6月7日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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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奇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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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R說他是我在那dating app上認識的最有禮貌的人。他是一個會老實告訴對方自己另有目標想要心無旁騖,但仍會友善地約對方喝珈琲的人。我們家相隔只五分鐘路程,我們找了一個星期天早上去了附近一家珈琲室,然後在一小墓園散步。以德國人來說R長得實在不算高大,細緻的五官中一雙輕柔的灰藍眼珠跟他帶點花白的灰髮和淺藍色的中古毛絨外套,配上柔和帶口音的英語,組成一支和諧的樂曲。R成長自東德的鄉鎮,畢業後來到柏林追尋他的音樂事業至今已十多年。他有一輛東德製的單車說是可以借給我,於是我就很厚臉皮地上了他家去拿車了。那是一輛體積很小的可摺疊單車,小孩也能用,但跟一般單車不同,它的後剎車是用腳踏的。我太久沒有踩過單車,這年紀更是怕死,在後院裡試了很久,也不知道跟R說我是怕撞死自己還是撞壞他的車。在街上試車時他七十多歲的老鄰居從窗戶探頭出來看個究竟,看不過眼這個連單車也不會踩的外國女子,就是不住搖頭。他家也是東柏林時期遺留下來的老房子,以前的木地板木門仍在,下午四時的陽光通過兩扇向街的窗戶把房間照得通明,房間裡簡潔而富品味的東歐家具和樂器透露了藝術家開明而敏感的心境。小小的布沙發是深藍色的,衣架上排列着一系列的藍。床鋪是雪白的,敞大的浴室裡的獨立浴缸——夢想中的浴缸——也是光潔的白。我們在放滿中古器具設置的廚房喝珈琲,他給我示範他的迷李布穀鳥鐘,鳥兒每三十分鐘會叫一次。五分鐘後,我安全地帶着單車、有點酸軟的大腿、內心幾分温柔的暖意,回到家裡來。

撰於2019年5月28日柏林

Last night I dreamt I went to LaLand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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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night I dreamt I went to Manderley again.”

我第一次讀《Rebecca》這句著名的開場白,感覺是說不出的迷惘和困惑。也許是那個年紀還未認識倒敍法這一寫作手法,世界於我來說仍是一個童話,而童話通常都是直述的、完整的,包括開端、中段和結局(當然那個時候的我不會認識Aristotle的《Poetics》,所以這裡說的也是一種anachronism)。但更可能是對於還未有太多回憶,歷史的概念(不管是個人還是外界)尚未存在,時間的觀念如同童話般只呈直線的我而言,我無法理解人在經歷故事之餘,還會在故事完結後,透過回憶重新經歷那個故事,並且從中體驗新的情感。換句話說,事過境遷是一個沒有過去的小女孩無法掌握的概念。

四月中的時候,我回到了LaLande。自從二月頭離開以後,只相隔了兩個多月,但已彷如隔世。離開之際,我已在LaLande駐留了四個月。起初是只打算留一個月,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回到巴黎後不久又折返,一住下就又是三個月。我在那裡渡過了生日、聖誕至新年的節日狂歡、至今仍讓香港的朋友們津津樂道的古堡驚魂夜,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事件和各式各樣的人物。那是一個神奇的地方,那裡的人們過的是一種神奇的存在,那裡的所有經歷和交集,儘管對於古堡內的人們來說是多麼自然,以外界的眼光看來都只能是神奇的。雖然如此,到了第四個月,古堡的魔法開始因為習慣和偶爾的失衡導致某些醜惡現實的閃現,而失去她的神奇色彩,我們逐一從冰封的沉睡魔咒中醒來。沉悶和煩厭在我們原本平和滿足的心境上激起漣漪,我們記起自己是誰,為甚麼來到這個地方來,由是對於古堡外面的世界再次希冀。蠢蠢欲動的心告訴我們,是時候離開了。於是在台灣女生Z走後一星期,我按照原定計劃回到香港過農曆新年,跟我同期來的A也在我走後翌日回到丹麥,剩下挪威女生M獨自留守,充當古堡最後的守護人,而那也是她心裡的願望。天下無不散之延席之類的話已經了無新意,離別時的承諾總是真情而不能當真。古堡懂得在適當的時候吸引或帶離適當的人,沒有人能違逆她的意思。

這次回來LaLande基於一個很實際的需要:取回之前帶不走的行李。另外每一年LaLande都舉行盛大的復活節慶祝活動,很多之前在LaLande認識的人都會在,而且春天的法國中部應該又是另一幅美麗的畫。從柏林坐巴士到荷蘭Utrecht,於之前在LaLande認識的大學講師一家三口家裡作客,再乘順風車跟另一名前往復活節派對的荷蘭女生由阿姆斯特丹一直驅車南下,穿越荷蘭、比利時、法國三國國界,繞過巴黎的擠塞的環路、中世紀小村鎮廣大的國家公園,過了差不多十二個小時,累個半死的我忽然發現車窗外的景物似曾相識:我就知道我距離家的LaLande才二十分鐘。路上的一樹一木、路牌和迴旋處、陰深可怖的牙醫診所⋯⋯跟腦海裡清𥇦浮現的影像一再重疊。

回到家的感覺是真實而温暖的,而且非常貼近,彷彿我只是外出買菜回來一樣。直入古堡的小徑,兩旁的枯樹已長滿了綠葉,蓋住了半個天空;老遠已能看到前方敞開的大閘(似乎已忘記了之前的教訓)和廚房裡昏黃的亮光。下了車,打開廚房的門,忙着準備晚飯的十多人都回過頭來,有一半都不認識的,但好像早有默契似地,認得的已跑過來送上擁抱,不認識的也趕上前來握手。天性害羞的我都忘記了擔心如何自處的問題,在一輛亂七八糟的寒喧後我自己抱着行李回到分配給我的房間,也用不着問路。這裡的每一寸空間我都瞭如指掌,兩個多月的缺席仍未塵封我的空間記憶。我為自己並不是迷失在廣大古堡裡無人問津的初到訪客感到莫大的欣喜和自豪。我甚至懂得自己去找洗手間和日用品的補給,趁沒有人在附近檢查了幾個儲物櫃,欣賞後人的整理之餘又找到了之後變裝派對要用的物品。待一切安定下來才施施然來到前門大廳加入飯聚,又跟未見面的舊人打招呼,驚訝他們幾個月來的改變或沒有改變。

回到LaLande的那個晚上也許是最快樂的。接下來的幾天,復活節的節目填滿了每一刻,史無前例的四十多人,廚房裡是不間斷的煮食和收拾,每晚是不同主題的變裝派對,通宵達旦的舞會後又是盛大的早晨聚餐和新一輪遊戲競賽,以及更多的清潔和收拾。很快我便失去社交的力氣,大部份時間都躲在我最愛的洗衣房跟我的燙衫板為伴(當然要洗燙的東西已堆滿一地),不想勉強自己和舊人聚沒意思的舊,和新人建立維時三日的感情,嘗試進入各個基本上已成形的圈子。LaLande已經兩月人事幾翻新:舊的人相繼離去,或是建立了新的興趣和目標,新的人又再進來。除了小鎮古董店的老闆仍是同一個樣(頭髮是長了點),跟其他人的交集都帶給我一種時移世易的覺悟。但是又有甚麼是不變的呢?自從我離開LaLande那一天起,我跟那個世界已是沿着兩條不同的時間軌道運行。LaLande其實一直在變,只是困在裡面的人,因為他們就是那變的本質,所以才渾然不覺。我想念的LaLande其實一直都在,那些歡樂和忘憂、混亂和狂歡的時刻,她的無政府和無國界狀態,她的慷慨和無私、熱情洋溢和多愁善感,還有她的善變和善忘。

但我真正想念的不是那些狂歡的晚上,那些La Dolce Vita或是法國大革命主題的派對,走廊裡大衣櫥裡的派對服裝瀉了一地、盛在最花巧精緻的陶瓷純銀食具食器的各式佳餚堆滿一桌、散落各個角落的酒瓶和水晶酒杯(很多酒杯失了踪影,怕是我不在時又打破了不少);倒是那些曲終人散、夜闌人靜的晚上,我們寥寥幾人在廚房親切的長木桌上吃完簡單而隆重的晚飯,燈光校得很暗,A如常放一個藍芽喇叭在冰箱頂,第一首樂曲總是Erik Satie的Gymnopédies,然後我們在那安寧得幾近幽傷的樂聲中無言的把碗碟逐一洗了。M同時抹了餐桌和煮食爐,又燒了水給大家泡茶。窗外漆黑一片鴉雀無聲,林裡的生物都在冬眠。有時A會取來柴火在冬天沙龍的火爐裡生了火,我們就圍坐在旁邊或是下棋或是玩遊戲。再不我們就帶着爆谷和零嘴跑上冷冰冰的閣樓電影院看電影(A或不是最好的工作伙伴,但一定是我最好的象棋導師和電影伴侶)。我們半摸黑的穿過古堡的長廊階梯和各式房間,踏着拖鞋和厚袜子的腳踩過不知經多少歲月磨蝕的不太平滑的石磚石級和吱吱發響的木板;有時通過門窗我們會看到天上中古蒼老的月圓,藍色的冷光照亮了天上的雲塊朵朵和地上的白雪皚皚。即使是沒有月光的晚上,黑夜的古堡於我們並不陰森可怖,我們熟知每個轉角每扇門每道門鎖每個能用或不能用的照明開關。我們忘記了自己住在一個甚麼地方:我們已以此為家。儘管那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對我們來說卻長得像永遠。

若我心裡仍有一絲的不捨與不甘,感到曾經屬於我的已逐點從我手中溜走,現在的我又何嘗不是已經在另一個國度,那個叫作柏林的陌生冰冷的城市設立了半頭住家?若論到善變和善忘,我們有誰不是?如果那是在這急速變幻的世間存活的手段,我們也只有在夢中才能回到永恆的LaLande。

撰於2019年6月2日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