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5

2015年頭,正式進入我留日的最後三個月。元旦那一天,我跟日本人朋友一同去了明治神宮參拜,迎來了東京的初雪。那時我仍不知道三個月後該何去何從,於是向神明祈了一個願,希望這一年我會遇上更多的美好事情。翌日我便又穿上厚厚的冬衣拉着行李箱,踏上白雪茫茫的青春18慢火車旅,十天的東北之行途經刧後餘生的福島及仙台、橫越宮澤賢治的銀河鐵道到了河童故鄉遠野、被大風雪淹沒了的奈良美智青森犬、太宰治孤寂的津輕國度,回程最長的一段九個小時火車旅後再轉通宵巴士回東京,弄得自己身心俱疲,開始質疑自己為甚麼要不停遊走之時,按捺不住竟又在一天內走了一趟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伊豆半島之旅,二月又再北上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在機場過夜時冷病了,帶着重傷風走在札幌雪祭的巨型雪雕之間,終於在情人節那天完了十多年來探訪《情書》拍攝地小樽的心願,可惜我還是來得太遲:藤井樹的家在幾年前已被失火燒燬,成了又一個《情書》永遠的遺憾。三月的越後妻有冬祭和雪國湯澤…… 馬不停蹄的總算在一年間環繞了日本一周,47都道府県叫做看了個九成。三月尾,我送出了上十件寄回香港的包裹,跟同屋的日本友人們去吃餞行sukiyaki風shabushabu。上野公園漫天櫻花,我們走在銀白長廊之下,路旁燈紅酒綠坐滿了賞夜櫻的人們,場景浪漫得有點非現實。我以為我不會喜歡東京,結果卻愛上了這個在上野公園旁的小小破舊的家。每次出門穿過點點歐陸風情的上野公園,成為我的快樂泉源。四月一日,我收拾了房間,把鎖匙扔進信箱,我拉着來時的同一個行李箱,穿過谷中靈園的櫻花大道往日暮里站途中,路上忽然一陣春風,捲起一地粉白花瓣紛飛亂舞,我多愁善感發作,認定那是日本送給我的餞別禮。一個人在日本流浪的一個年頭,有很多美麗的邂逅:日本的東南西北春夏秋冬、善良友善而堅忍的人們,無一不令我莞爾心醉。上了火車,看着車窗外已然見慣見熟的日本風景徐徐往後退,腦裡忽然響起警號:我在往哪裡去?不知不覺間,日本已經是我的家。

但是再不捨也不可能逾期居留;我一邊怨恨自己的理性務實,一邊回到了香港。有一段時間我無法跟日本的時空割裂,到現在我的手錶仍然是日本時間。而後雨傘運動的香港亦讓我感到莫名陌生,對於缺席者來說沒有經歷那歷史傷痛,那空白自是一種傷痛。我變得不懂理解這個我土生土長的城市,不知道自己該如何自處。又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其實不願意把自己定性,任何形式的身份認同都讓我感到恐懼。我不想在同一個地方停留太久,在跟一個地方過度同化之前便得盡快離開。就像做藝術行政的工作,那一刻的我才發覺那並不是我的最終目標。流浪一年之後帶來了這許多心態上的轉變,也讓我對工作產生了新的想法。不急着找工作,一邊休息一邊趕着寫我未完的小說,一邊思索純粹勞動糊口以外的其他可能之時,讀了一本給了我很大啟發的書:Ayn Rand的Atlas Shrugged,釐清了很多一直纏繞不休的疑惑,尤其為之前一段痛苦關係提供了完滿的解答和解脫。只是我的長假沒能延長多久,很快以前的同事已找上門來,問我要否幫忙搞一個新的藝術空間。雖然我不肯定自己想那麼快投入於一個極度燃燒精神和肉體的工作,而且亦未清楚自己是否準備好在視覺藝術圈裡站那麼前方的位置;然而我還是答應了,除了體內不甘平淡的人馬座性格蠢蠢欲動,也因為我知道機會的出現也是上天給予的默示和緣份。

本來以為求求其其的回以前公司舒舒服服算了,儲夠錢便又再去一趟流浪。為了這個目的甚至還報讀了法文──那也有一部份是想要改正以住在中學時學法文的完全失敗紀錄。結果答應了營運這個唔知咩事的咩事藝術空間,跟兩名似朋友多於老闆的Chantal 和李傑工作,倒讓我發現到我一直尋找的那所謂工作的可能性。在要求極高的Chantal 的影響下懶散的我回到久違的turbo 全開狀態;而李傑對以藝術空間為方法,以重新分配資源和解構一貫藝術空間營運模式的視野亦令我深感慶幸自己是這三人團隊的一部份。當中有很多需要磿合的地方,現時我們三人仍在模索彼此的性格、做事方式以至對這個空間的各種想法,但這個過程亦是整個計劃當中有趣的部份。在嘗試擺脫一貫藝術生產和藝術機構營運模式的同時,我們也在思考藝術離地不離地的問題,再加上咩事租借了位於深水埗快將拆卸重建的唐樓單位這一事實,亦讓我們不得不直面有關文化藝術與士紳化關係這具爭議性然而卻不得迴避的現在進行式的命題。基於Chantal 和李傑的實力和名氣,還未正式動工,國際藝術界已聚焦咩事身上,我們似是有點太過順利的完成了頭幾個project。我告訴李傑其實我並不立志在藝術界有甚麼驚人成就,他卻說這樣正好,反正這空間就是要反一貫藝術機構的道而行,拒絶過度無謂的生產,從藝術家的角度重新理解時間和空間。如果咩事不是這麼一個只玩兩年的實驗,可能我反而會有點卻步。現在我不但可以有最理想的四天工作週,剩下來的三天可以休息看書還可以寫小說上法文課,沒有展覽時甚至不用回去上班,看書吹水還可以是工作一部份,同時也可藉工作之實跟有趣的人物接觸,人工不高但還夠使,老實說真的滿足了我所有對工作的願望。

總是有一些人,初初認識時你便覺得大家應該很啱傾,但基於種種原因沒有發展的機會。或者上天就是覺得時機未到;跟Chantal 和李傑之前不算熟,因為咩事才真正互相認識共事。不只是時機成熟,是我們大家因為各自的經歷都漸趨成熟了,故能開始一段更成熟的關係。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三十歲過後才能了解的緣份的奧袐。往後我大可不用再問自己為甚麼那個時候遇上或沒有遇上那個人,為某些錯過或失去而苦惱哀傷,因為所有的緣起緣滅都有其原因,而我的課業便是學懂擁抱珍惜一切緣份。只要我繼續忠於我自己,盡力做美好的事情,緣份自然會引領我找到對的美麗的人。又如果當初推掉了咩事的工作,就不會有接下來的各種美麗的邂逅和如斯豐盛的下半年。為此我很感激這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感謝這個時候及時出現的Chantal 和李傑,為我這兩年定下了方向目標。每次不知為咩事搞到夜深,李傑常常想趕我回家,但其實我正樂在其中,彷彿跟你們不務正業喝酒吹水至深宵才是我應該做的事。於是自日本回來後,我再次找回屬於自己的家。

因為跟咩事的緣份,從來只在港島出沒、見不到電車軌會恐慌的我來到了九龍深水埗的中心地帶。我有點愛潔癖,對深水埗的印象一直都是舊髒亂,一生人來過深水埗的總數不超過十次。忽然要在深水埗鴨寮街的唐樓上班,唔驚就假。單位交收後除了外牆爆水喉,幸而沒有甚麼大災難,總算順利入伙。咩事位處於鴨寮街尾,離繁雜的牌檔隔了一條南昌街,倒是清靜。樓下是布行車房廢物回收,也有幾間南亞裔人士開的小雜貨店,他們經常成群結隊百無聊賴的圍在店前街口位置,每次我經過時總有幾雙目光向我行注目禮,好奇但友善。我們空降落戶深水埗,覺得要回饋社區支持小店,因此有時我也會去其中一間巴基斯坦人開的雜貨店買東西,順便跟店主搭搭嘴,他好奇我會講英語,問一頭金髪的我從甚麼地方來。

在深水埗搞藝術其實很啱數,因為落街甚麼都買得到。第一個展覽開幕的那個早上,出展藝術家Chloe 仍在鴨寮街跑來跑去買配件;我在基隆街買布然後在隔離樓上店請人車成門簾前後只花了幾十塊幾小時,也漸漸認得哪一檔的電池燈泡最便宜哪一檔最多電線種類。很多人叫我一個人在深水埗上班要事事小心,我看深水埗那龍蛇混雜的表面中訴說了這個舊區的段段綜橫交錯的歷史;所謂的混亂其實都是非常有機人性的自然發展,盡現香港人的靈活和生命力。在這麼一個社區裡,最不合理的反是在周邊突兀聳立的越起越多的屏風樓,像一道城牆包圍了在市區重建計劃步步進逼下備受威脅的,香港所剩無幾的六十餘年歷史的唐樓群和那當中由深水埗街坊數十年努力建立的庶民社區。我常站在咩事的天台,離遠望着只是幾條街外的那些豪宅,想着不到兩年它們應該就會殺到埋身,就連我正身處的這棟六十年歷史的四層高唐樓都會不在了,便感到萬般無奈。由是想,在深水埗搞藝術,相比起在中上環的藝術界上流精英階級間搞藝術,不是理應更加在地;藝術又該如何更廣泛的連繫各路人士和論述,更為積極深刻、而不只是表面地去回應社會。

搬進深水埗不久,便傳來棚仔將在年底拆卸的消息。其實我沒有去過棚仔,說不上感情深厚,只是不屑政府盲搶地拿小市民開刀。看到很多市民急不及待的趕去憑弔,甚麼影相日寫生日的,令我感到很不妥。究竟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們那麼熱衷於悼念?為甚麼我們非接受這些不合理的命運不可?難道我們不可以做些甚麼去帶來改變,而不是任由強權魚肉?有次閒聊間我跟Angela 研究為棚仔做些甚麼好,講下講下就話不如搞個深水埗版Project Runway ,仲諗埋找哪些藝術家行catwalk。那一陣子我剛巧看了Paul Chan 紀錄自己在New Orleans 災後為當地住民做的社區藝術計劃的書,受到很大啟發。以藝術形式介入社會議題,加上持份者的參與,再配合其他抗爭行動,要帶來改變也許不是不可能,也讓藝術不再離地。我們越講越認真,甚至約了棚仔布販何生見面,我們聽他源源不絕的講述由79年小販被臨時安置在棚仔到今年收到食環的收牌拆卸換居屋通知的前因後果,才漸漸開始有一種真實感。那之後過了一段時間,直到Angela 找到了同樣想為棚仔做點事的阿珏,透過阿珏我們又認識了Man-Wing 和小野,一拍即合,棚仔花生騷計劃正式成形,即時展開。由最初五個人第一次見面開會到正式出演,過程不足兩個月,而時間也實在不容許我們猶豫太多。

我關心政治,會去遊行跟進新聞,但從沒有真正參與過社運。對於自己對棚仔事件忽然關心,自己也會質疑自己的動機。究竟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還是只不過想試試做社區藝術,還是想藉此作為對外界某些對咩事作為士紳化幫凶的批評的一種直接回應,自己也說不清楚。跟棚仔關注組接洽,遇上不太友善的回應,及後又聽說跟進棚仔的社工們對咩事的背景起疑,懷疑有人想從中抽水。我對於這些反應自是始料不及,反而是因為這個計劃才認識的隊友們的理解和信任讓我非常感動。當初以為以咩事的名義和資源去做這件事會事半功倍,事實往往出人意表;結果我們只能以個人名義自己注資搞,而我們亦很幸運,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無償義務拔刀相助,短短兩個月間召集了時裝劇場表演藝術獨立電影保育界人士出面鼎力相助,成了現在的龐大陣容,也是一件很令我感動的事。當然不是所有人認同我們所做的事,試過有人對我們說:「你們別以為布販很窮,他們很多都很有錢,隨時手楂幾棟樓。」每一個問題都讓我更加清晰自己做這事的目的。做這個計劃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不但讓我更了解自己,從積極參與社運的隊友們身上也學習到在香港抗爭的經驗,從其他參與者身上亦汲取到各種不同的知識;每次來往咩事和棚仔,走過深水埗中心的大街小巷,也讓我更加認識深水埗。

我們到棚仔拍攝多了,開始熟習那迷宮般的架步,哪幾家布販賣甚麼布都開始略知一二。布販們也開始認得我們,有次我在曾記的十字路口仆倒了,曾記的姐姐馬上扶起我,說:妳成日嚟都仲會跌!Tammy姐會請我們吃零嘴,又絮絮不休的告訴我們很多事情。及後知道我們並沒有跟其他利益集團掛勾後,更由開頭的點點冷漠懷疑轉變成友善熱情。我們一廂情願的去幫棚仔,為的是一種對社會公義的追求,沒奢求布販的感謝,計劃進行時也盡量不想打擾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跟布販們關係的轉變是一個累積的成果,不是必然亦來得不易。Man-Wing 本身是棚仔熟客,相比起我們這班空降下來的,他跟布販們的關係是貨真價實的,作為持份者之一,設計師和表演藝術家們的參與令我們的計劃更加合理。表演前一晚布販的年度團年飯,何生邀請了我們出席,正式視我們為他們抗爭路上的一份子。表演那一天,我們在咩事作出場準備,小野打電話給我說布販們都來了,正前往咩事呢。他才掛電話,十幾位年過半百的布販嬸嬸伯伯們已經陸續踩上了一樓,包括82歲的東叔。何生掛着特別為花生騷而設的橫幅出現;有姐姐看我們表演者的衣服縫得不好,馬上便拿來針線給我們幫補。我們完全沒有想到布販們會走出棚仔跟我們一同走上街頭,與有榮焉也非常動容。及後的街頭表演更加不用說,看到藝術在街頭所能引發的力量,沿路的街坊都被感染追隨,我激動得都快要哭出來了。

因為這樣我更加肯定我們所做的事情有所意義:對政府來說棚仔可能只是一組數字,但對我們來說是每一名布販的人情和關懷。小野和我初時到棚仔拍攝,都不慎中頭奬;抬頭一看,棚仔層層疊疊的鐡皮屋頂上一片茂密綠蔭,各種說不上名字來的小鳥兒枝椏間飛躍歌舞。及後我們聽說有的樹是何生種的,伴隨着棚仔和何生的兒子長大,在棚仔落地生根。棚仔拆了,這些樹也一定被砍伐掉,那些鳥兒也會失去家園。怎麼想鳥兒們也不會搬到隔壁豪宅的人工花園。棚仔不但代表了二十一個布販的生計,也代表了一個經年建立的小區經濟、人際關係網絡和知識寶庫。棚仔走了,影響的不只是布販,還有所有依存於棚仔的時裝表演業界人士和學生。又一個香港市井特色將死於政府偏倚高樓價和中產消費經濟的政策下。正如小野所說,如果我們仍然珍重這些事物,我們就更要站出來,不要緬懷道別,不是「別走那麼快」,而是「咪撚俾佢走」。花生騷完了,紀錄片仍會拍下去,我們仍要跟這班棚仔布販一同抗爭。小野說很少有紀錄片能真正影響政策,我學阿珏話齋:Try try no die。做咗無死,唔做一定死。我仍然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社運份子,只是我相信藝術可以更貼近社會和更顯人文關懷。這個跨年度跨界別跨時空的計劃,意義着實遠超於一個純粹的藝術計劃,也告訴了我藝術潛在的更大的可能性。

因為跟咩事和深水埗的緣份,引領我到棚仔,也讓我認識到很多才華洋溢而温柔善良的新朋友,為此我非常感恩。大部份我已在我那些【介紹返】介紹過,再提就會無曬朋友了。一切盡在不言中。總之真的非常高興可以在這一年認識您們,您們是我在2015年最大的得着。感謝您們跟我一同走過2015年,2016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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