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

by suu4leaf

最近,覺得自己對很多事都力不從心。以前,還會為很多事情感到義憤填膺,有時甚至憤怒得在這兒長篇大論。現在,也不是完全不再關心,而是無法再對所有事情付上同樣的心力。工作的地方裡每天都是關於當代藝術形而上的討論,但是看多了我會問自己這許多所謂個人的表達對於當今世代其實有甚麼意義,當世界上還有很多不公義存在,很多人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張曉剛在今次的蘇富比拍賣中的成交價破了紀錄又具有甚麼人文意義。最近有年輕藝術文化工作者衝擊藝發局的選舉,又有本地藝術家控訴政府壓制言論,我其實沒有甚麼感覺。那跟之前有些文化雜誌被藝發局削減資助差不多,我覺得為甚麼本地藝術家就把發展本地藝術文化的責任都推在藝發局和政府身上,然後就埋怨他們做得不好/無法讓自己得益呢。這讓我想起今年二月的時候,在工作的地方被上門號稱拜年實質踢館的本地藝術家公然挑釁。那不讓我覺得他們有道理,只讓我嗅到一股酸溜溜的不甘心,因為沒能讓自己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而要與所有權力重心和架構為敵,甚至連做得稍為成功的非政府機構都要眼紅,這不是憎人富貴麼。菲律賓的人質被殺事件,最讓我震驚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來到今天我們教育程度普遍還算高的香港人竟然是那麼容易被煽動出愛國情緒和種族仇恨,而且還會因為他人對此事見解不同而引起毫不文明的爭端。那是一個悲劇,但世界上每天都發生著很多悲劇,即使在內地每天也有很多同胞受害而沒人為他們主持公道,那為甚麼我們會認為在菲律賓的香港人生命較為珍貴,不表同情的人就是不愛國而且反道德?這件事讓我覺得很累,故只在facebook提及了一點看法。因釣魚台觸發的愛國事件更甚,像韓寒所說的,當我們都未能捍衛屬於自己個人的權益,或者說當我們的政府和權貴還會自己剝削自己同胞的時候,我們還輪得到去為國家這個矛盾的概念去爭取一個遙遠小島的主權嗎。就在香港,菜園邨和那許多被打著城市發展的旗號而遭摧毀的平實市民的家園,留存多年的地方文化和人文歷史,甚至珍貴的天然風土面貌,我雖覺得難過,但也沒有實質做過甚麼,不是說不做徒勞無功的事,而是一個人所能捍衛的東西始終有限,這讓我感到無力。我去過反高鐵集會,但我很快明白那不是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抗爭。我對最低工資的爭論感到憤怒,痛心香港人竟要落到為幾塊錢向同一個城市裡的權貴卑躬屈膝討價還價的毫無尊嚴可言的境地。這個我也沒有寫出來。對於城中的貧富懸殊,高地價政策令無良地產商橫行無忌,所衍生出的以上及各種其他的社會不公義,我很憤怒,但已無力再寫甚麼,見到有越來越多人發表越來越好的議論,竟還會感到如釋重負。有朋友進了國際特赦組織工作,我覺得那很有理想,但同時又要有多麼堅定的信念才成,而又有多少人能全心關注發生於距離自己很遠的外地的不公義?這就讓我想起之前去一個展覽開幕,遇到一個本地有點名氣的攝影師,他跟我說前陣子去了巴基斯坦採訪水災災情看到的慘況,我只能跟著嘆氣。我助養一個老撾的小女孩幾年了,但世界上那麼多的不幸,我能救得了幾多個?而所謂的幫助,最終又是不是最好的做法?相比起來,一些所謂歷史的記錄和整理的工作就顯得那麼不值一提,尤其是一個資源少受眾也少的計劃,我開始問自己意義究竟何在,又如果我的時間和精力只有這麼多,我會否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然後又因為有朋友拾到一頭受了傷的流浪狗,而進入了動物權益的討論,但是在人都活不好的時候,我實在提不起勁去談貓狗的權益。很多很多的事,現在的我只能跟大部份人一樣,在facebook按個like或者share,算是表示了自己的關注,之後卻不用有責隨身。對此,我開始感到不安。這棄權的意向是否代表了某程度上的屈服?

最近頒發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Mario Vargas Llosa再次指出文學跟生活不能分離,而生活跟政治不能分開的論調,甚至指出好的文學很重要,因為閱讀好的文學能讓人擁有批判性思維,更難於被極權洗腦。這好像正好回應了劉曉波獲頒和平獎一般,指出文人在社會上的道德使命,讓我感到很是激動,同時卻更苦惱,因為就在我認同文人的責任的同時,卻留意到自己的力不從心。有時真的很想自私一點,只做對我自己而言有意義的事,把空間留給我內心的感受和慾望,即使那會被批評為自我沉淪也好。又或者真的不用把所有社會責任甚至道德和人文責任都扛在自己身上,然後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或者不為所動而感受到身為文藝青年的道德壓力,只要順著良心而行就好,因為每個人總有自己的角色,總有對自己而言最切身的事,而那當中不應存在對錯。

Advertis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