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news from nowhere

普羅旺斯兩星期

本來是打算去尼斯的,卻意外地來了這個地方。盧貝隆(Luberon)是法國東南部的一個山區,廣大的郊野公園境內,有普羅旺斯最美麗的田原風光。乘巴士從塞尚的亞桑蒲坊(Aix-en-Provence)到阿普特(Apt)車程約兩小時多,車資不過2.60歐羅。當車窗外風景由一片無奇平原,越過一道淺灰藍的河流,轉換成高低起伏萬綠叢生的山林,我知道我正式進入盧貝隆境內了。沿路經過不少小村落,房子都是橙紅色的屋瓦淡橙色的泥牆,清一色的普羅旺斯風格。村落之間有各種果園菜園,種有橄欖、葡萄、櫻桃、才剛開始開花的薰衣草。離遠山岩跌宕,不少沿山而建的小小山城,頗有電影《魔戒》之感。更有在崖壁上建的泥屋,法國人稱為山洞屋,一路停泊了不少露營車,是歸隱田園的現世紀演譯。之後主人家還告訴我有在此聚居的吉卜賽族群。

路上經過幾個保留了中世紀格局的城鎮:教堂、石坂路、窄長的小巷,還有當然是開始紛湧而至的遊客。一個名叫盧爾馬蘭(Lourmarin) 的小鎮,就是卡謬遇上車禍喪生的地方,他就葬在城裡的墓園。過了盧爾馬蘭,巴士登上顛疲的上山路,千迴百轉後,越過一座山,身後的都市給拋得很遠了。回過神來:啊,我正在山野中,而我沒有車子,只有一雙腿和一個大行李,電話的電池有限,巴士一天才兩班。如果接待我的主人家沒有來,那我要怎麼在山裡過一夜呢?當然那沒有發生。如果有,那也不失為一個精采的故事。

到埗當天剛好是Fête de la Musique,主人家來接車,在家匆匆放下行李吃過「晚飯」,馬上便又趕回市中心廣場,主人家的十五歲女兒有份在音樂節表演,在一支樂隊裡擔任鋼琴手及和唱。山上的小小羅馬古城,跟不少南法的城市一樣,揉雜了古羅馬至現代各種時代風格,每樣一點,雜七亂八,不見完整卻可愛,像看見歷史與人的不完整。

主人家Rémi 在小城裡的中學擔任體育老師,音樂節的表演者和參與者裡不少都是他的學生,場內的老少都認得他。十五年前,他在太平洋西南的法屬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跟一個當地原住民女人生下了女兒Juliette,及後帶着女兒回到土生土長的盧貝隆,但一旦經過南島氣候的洗禮,Rémi 不再是一般的法國人樣子。

小城的音樂節自然不能跟大城市比,但夏至日照漫長,翌日學校開始放假,全城的人們都歡鬧到夜深。我跟着Rémi 和他幾位學校裡的同事,在一家西班牙餐廳「正式」晚饍到十二時後才回家。而Rémi 他還要出去玩,不知哪來的精力。

隔天星期六,Rémi 帶我們去他朋友的五十歲生日派對。Juliette 要考試,不太情願的跟着去,我卻因為出發前讀了英國人作家Peter Mayle(於今年初逝世) 的A Year in Provence ,對南法人的派對深感好奇。不消說,食物是最期待的部份。Rémi 穿了比我想像還輕便的衣飾,踩着拖鞋,頭頂草帽和太陽鏡,拿着幾瓶本地佳釀去了;反倒是我,莊重的穿了一襲黑色長裙和一雙黑色尖頭鞋子。

生日主人家住在另一個名叫阿維尼翁旁聖薩蒂爾南(Saint-Saturnin-lès-Avignon)的小市鎮,離亞維農(Avignon)不遠。沿路上更多的農田,還有疑似來洗黑錢的外地人建的葡萄酒莊,葡萄田裡各處放了大型當代雕塑,讓人抓不着頭腦。主人家據聞是Rémi 少年時代的好友,但明顯二人際遇很不同。中產式優閒雅緻的平房,後花園裡排了兩排長枱,撐了太陽傘又掛了裝飾燈。一大群上了年紀的親朋戚友在太陽底下喝酒聊天。我這個唯一的亞洲人坐在不太會講英語的法國人中間,間中回答一下他們好奇的詢問,但大部份時間都在觀察他們無止境地聊天、喝酒、玩法式滾球(pétanque),等待傳說的法國人的美食。終於等到大家都坐到桌邊,傳來的竟是西班牙大鑊飯!除此之外,只有涼掉了的意大利薄餅,一些小吃糖果,和很多很的酒。說好了的南法派對美食呢?

這樣吃喝由下午到晚上十時多,才差不多曲終人散。回家途中,車外的郊野街灯渺渺,只見深夜藍的夜幕上的一輪明月及滿天星斗。Rémi 跟所有法國人一樣,一邊咒罵別的車輛和路邊的測速相機一邊瘋狂飆車轉線爬頭。忽然他回過頭來用他的破英語跟我說:Don’t Worry! 我說:I don’t want to die here! 轉念一想,如果真的死在這裡,就讓他們把我葬在盧爾馬蘭的墓園裡卡謬的旁邊,那也不失為一個極盡荒謬而浪漫的故事吧。

撰於2018年6月24日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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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離開巴黎三週後

離開巴黎已逾三週。大熱天時拖着一個大行李,每三天換一個城市,乘廉價巴士,在沒有選擇時才乘因全國大罷工而經常脫班誤點的火車,沿路在各路人家作梳化客,馬不停蹄,也不能說不累(天天在街上走,沒有假期,我三週沒有停過用隱形眼鏡了)。我的如意算盤本是先當一輪梳化客,然後找一個鄉郊地方打工換宿,在一片薰衣草田裡過一個寫意的夏天,順便治癒一下長期旅程的疲勞,可惜卻打不響:發出去的請求不是滿額便是沒有回覆。雖說在人家裡寄居,總比青年旅館來得舒適;大部份的人家都整潔、生活必需品俱全,對客人的照顧週到也給予適當私人空間。孤身一人的旅途上,可以遇上對話的對手甚至猶如親人的接待,自然讓人感到無限温暖,提供繼續上路的能量。但始終每過三天便要重新認識一個新的地方,跟新的陌生人建立關係,這不止是肉體上也是精神上的負擔。遇上好的人家固然美好,但間中也有些不好的經歷:單身女子出門旅遊,總是要受到各種程度的性騷擾。對我來說,當梳化客從來不是免費住宿,因為梳化客要付上比金錢更珍貴的時間和感情給予收容自己的人家;但總是會有人覺得給了你好處,便要從你身上討回點甚麼。甚至有人直接問:我可以收留你,你拿甚麼來交換?梳化客的理念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交流,我自問也不是那麼天真以為世間並無險惡小人,但經常要面對對自己有各種企圖的人物,以禮相待卻因為拒絕滿足對方的要求而承受各種無禮的對待,即使沒有造成身體上的傷害,那種精神虐待也不是開玩笑的。遇着存心討便宜的騙子,傷害就更大。另一方面,若要經常提心吊膽、對人抱着懷疑之心,又很讓人疲累而且洩氣。我不會叫所有女生都不要當梳化客,始終我真的遇到過很好的人家,感受過亦獲益於真正的梳化客文化。只是人的確有各種慾望,在作出任何決定前一定得認清他人以及自己的慾望。即是說對人要有信任,但也不能過於單純。我現在寄望最壞的都已過去,之後兩星期在普羅旺斯的鄉郊裡,可以真正得到身心的療癒,及等到一地的薰衣草開花吧。

撰於2018年6月18日馬賽

巴黎後花園Montreuil

在巴黎人生路不熟,幸得劇場界友人義氣收留,寄住在他位於巴黎東面Montreuil 地區的工作室三個星期,離地下鐵9號線總站Mairie de Montreuil 約8分鐘路程,前往市中心大約需時40分鐘至一小時,跟我從北角前往深水埗差不多,但以這裡來說是算偏遠了。

許是先入為主,都說巴黎環路周邊品流複雜,而的確Montreuil 看上去一點不像巴黎,倒像那些二三線城市,四周都是破舊乏味的矮樓房,路上非洲裔為主的住民拖着慵懶的步履,空氣中懸浮着疲憊的粒子,像是一個在永恆等待着不知甚麼的小城。為此起初我也曾提心吊膽,總是趕及天黑前返家,怕會遇上人說的巴黎的瘋子。

在這個彷彿鳥不生蛋的地方,間中能見到新建和建設中的大樓和購物區,光潔的玻璃和鋼材透露了巴黎市、現代城市規劃與仕紳化的擴展。當我以為這地區才開始受到注目,乘地下鐵時卻發現名叫Robespierre 的車站,地面上交錯着的是Rue Robespierre、Rue Voltaire、Rue Emile Zola、Rue de la Révolution、Rue de la République 這些訴說法國動蕩歷史的名字。而Rue du Capitaine Dreyfus 則於2006年易名,步行街上豎立了有關Alfred Dreyfus 這國民英雄的事跡;與之縱橫交錯的是Rue Molière。當我舉起智能電話拍照,街上百無聊賴的街坊揚起了一邊眼眉,隨着鏡頭的方向抬頭看那藍底白字的路牌。

兩天前,我受邀前往同住在Montreuil,離Robespierre 地鐵站不遠的藝術家家裡作客。Gérard 早前離開了工作多年的於法國文化協會的崗位,間中回巴黎,就待在他的畫家兄長Christian 的工作室。恬靜的民居,平平無奇的幾層高公寓裡,窩藏了一個小小的畫室。那時是fin de matinée,陽光從花園穿過玻璃門,泛光了半邊房子和半房子的油畫和畫具。狹小、堆滿雜物和藝術家生活痕跡的房子、洗手間裡沒有洗手盤的設計、忽然意會要跟初次見面的法國人講法語的緊張感,讓我有點頭昏腦漲。

喝了咖啡,Christian 外出買菜回來,於是我又在他們家吃了午飯,連同Gérard 的女兒一共四人。他們告訴我Montreuil 其實住滿了藝術家。Christian 笑着說,總是先有藝術家,再有那些做創意工業的,然後發展就來了,就是藝術家離開的時候,去到哪都是一樣。花園裡傳來小鳥叫聲,麻雀一般大小,綠色羽毛脖頸一片橙紅,Christian 說那是rouge-gorge,經常來他家找他留下的蛋糕碎屑吃。再說Montreuil ,原來在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很有名的獨立電影院Le Méliès de Montreuil,取名自法國第一名電影導演Georges Méliès(Le Voyage dans la Lune, 1902),當年他的電影工作室就在那一頭。翻過節目月刊,都是精挑的文藝片,票價比香港還要相宜。

說到Montreuil 住了很多非洲人,卻道這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馬里共和國社區,也是殖民時期遺留的結果。對我來說非洲人很難分辦,但依稀印象是這裡的馬里人的衣飾都比較色彩華麗,女士們總愛包上各種形狀花紋的頭巾,跟在其他地方見過的不同,我還以為是巴黎的非洲人也比較時髦的。不過之前在Porte de Montreuil 的跳蚤市,滿目的內衣褲鞋履家用電器雜貨又真的打破了我對巴黎跳蚤市的美好想像。也許Montreuil 除了是藝術家聚居地外,也是巴黎的深水埗。

明天便離開Montreuil 前往Reims 。拿着Christian 給我手繪的Le Sourire de Reims,我在想自己是否跟Montreuil 有點相逢恨晚了。

撰於2018年5月25日巴黎Montreuil

悲慘世界

Withhold not good from them to whom it is due, when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ine hand to do it. — Proverbs 3:27 (KJV)

 

我有一個心願是把聖經由頭到尾讀一遍。唸英國文學的人,不能不懂聖經和希臘神話,聖經之中又尤以King James Version 最為文人採用。之前試了兩次,都是去到舊約的三分之一左右便半途而廢。這次來歐特別在平板電腦上載了King James Bible,再戰創世紀無限復活。上面引述的是app 裡內置的今日特選經文。

來歐不久,我很快便留意到車站裡和街頭上,常有來自敍利亞的難民坐在地上行乞。他們有時是一個人,多是年㒖的男人或女人(又或者只是戰亂催老),穿戴着沾滿風塵的傳統衣飾和頭巾,地𥱊子也沒有一張,就這樣或盤腿或跪坐在地上,手上拿着一個紙牌,上面以油性筆寫着:「我是敍利亞人,請給我吃的。」有時他們是一家幾口,男人和女人帶着幾個小孩,同樣骯髒沾滿灰塵,靜默疏離的冷眼看着身旁快速走過的冷眼的路人。然而除了難民,街上更多的是無業的無家者,每天在街上蹓躂向路人要零錢。這些無家者裡有男有女,有年長的,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也見過。

我每次遇上他們的目光,難過之餘,更是尷尬萬分。我是一個遊客,拿着不多但顯然是余裕的金錢,來到這個地方消費我的時間與夢想。另一方面,他們的政府和同胞畢竟也沒有給他們施予援手,作為外國人的我,為甚麼就要負上這個責任?以我一人之力,又幫得了多少?我又如何可以知道我一時的善意(或偽善)結果不會害了他們?由政治和政策衍生的社會問題,該當由政治和政策解決,不是嗎?

昨天在前往地下鐵站的路上,一個男人走過來跟我講了一堆不知甚麼話。他的語氣是客氣的,並不帶任何威嚇,但我下意識的就起了自衞機制,邊擺手邊說我聽不懂。那個男人就笑了:「就不過是一些零錢,有甚麼明白不明白的?」我搖搖頭,走了。走着,心裡卻覺得非常羞恥。那男人只是想要幾塊零錢,我雖然一下子聽不懂,但大意也看得出來,那又為甚麼要假裝呢?我在保衛着區區幾塊零錢還是些甚麼原則?

如果這個世界只會一路變壞,我們也只等着政府為人民服務而對當前的不幸坐視不理嗎?其實會不會只是,我們能救一個就算一個呢?也許雨果的悲慘世界一百年後的這個悲慘世界裡,莫以善小而不為就是這個意思吧。

再訪倫敦

這趟歐遊眼看快進入第三週,還沒有寫過一隻字(除了宣告被傷風KO那次),似是會重蹈日本那年遊記一開始即爛尾的覆轍。先是忙着適應,然後忙着遊玩,現在是久病未癒,即使有事想記,亦提不起力氣來。現在呆坐巴黎家裡等開飯(病了還有人做叉燒飯給自己吃是不是太過份),就想記一下--不是巴黎,這城於我還有待消化--倫敦之旅的一點感想。

那年赴倫敦唸書,已是14年前的2004年。由最初帶着一種殖民地情意結和各種來自文學藝術等對這霧都的印象而來,到最後把這城認定為家,朝思暮想着有一天總會歸來,沒想到一晃眼就是14年。這期間我認定的家又多了幾處--也許我們那位剛榮休的本土豪傑是對的:心安是歸處。一個地方住久了,在我們眼中就會變可愛,慣性就變成感情。也許人也是一樣。

久別歸來,我並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我甚至本身並沒有打算過去倫敦,只是踫巧有朋友在那邊,又另有住在當地的朋友收留,當下就買了來回巴黎倫敦的火車票了。回到倫敦,也沒有追看展覧新營空間免費展館,一心只想漫步重温昔日那雙年輕的足跡,那初嚐自由氣味、還未被智能電話和Google Map 污染的勇於冒險嚐新、對方向極其敏感又不懂累為何物的年輕壯健的雙腿。

從St Pancras 走出來,紅磚車站外大街上來往兩排紅色雙層巴士--好老土的都要在心中叫聲:我回到倫敦了!卻又沒有想像的激動。倫敦一切依舊熟悉,但也已換過了一副嘴臉。記憶中街上很多的書店,店門常堆滿買二送一的暢銷書,現在都換成連鎖咖啡室連鎖超市和連鎖(奇怪)壽司店,就跟香港街上全是藥房和金舖一樣,只是連鎖咖啡室連鎖超市和連鎖(奇怪)壽司店這種小資優閒看上去還沒有藥房和金舖的庸俗那麼讓人難過。Notting Hill 已經見不到一間書店(這真是極其矛盾荒謬的事),Charingcross Road 的書店和唱片都消失了,那年我常常看着那唱片店櫥窗長年放着的The Libertines 的海報,心想海報中那男子長得還真俊美,卻一次也沒有踏足過店內。前面不遠處的Central Saint Martins 校舎也搬離了,以前上完課在Senate House 過來West End 散步,總要選這條路,為的就是偷看那些打扮時髦的藝術學生。同是大學生,為甚麼他們就那麼有型而我們又那麼笨柒呢?那是比論文題目還要難解的問題。

朋友住在倫敦東面,正正是Hipsterfication 正旺的地區。本來有色人種聚居的貧民區,街道兩旁盡是文青系小店餐室,週末還有各大小市集,滙聚區內外潮人甚或識途遊客。明明是仕紳化的現在進行式,我卻奇怪並沒有太大反感,甚至覺得在這種新舊踫撞中的鬧市小村落生活感覺也真還不錯:平日可到合作社形式的良心雜貨店買食材,在旁邊的古著店和charity shop 尋寶,在再旁邊的獨立書店翻翻專門出版關於東倫敦主題的獨立出版社的小書,週末逛花市逛市集,天氣好時在家門前的公園野餐⋯⋯在這裡,仕紳化好像真的帶來了一點美好生活的可能。當然,我們也走過一些身受仕紳化其害的地區:靠近中心的原本充斥藝術家工作室和空間的地區,原本的藝術家社群已不復存在。我只有安慰自己說至少住在東面的人好像還生活得可以的樣子,雖然真相如何我是無法知道。

受了突如其來的寒,病倒了兩天,但仍趕及在回巴黎前走一趟以前的大學。那懷念的東倫敦Mile End,走十五分鐘才到的Sainsbury (後來《Cashback》在那兒取景,為此我特別喜歡那電影),跟同屋一同去吃的Nando’s 和每週一天特價的電影院,此外就是一片無奇草根伊斯蘭社區,間有童黨作惡的Mile End。現在呢?整條街少算也有十來間超市(而且是精緻的不是寒酸的那種),以前從來沒有的時髦咖啡室和酒吧,本來的Sainsbury 外面的停車場成了倫敦市內無數新基建大樓工地的其中一個,我的回憶快將變成Crossrail 車站。Sainsbury 裡面也來了個大變身,而在市集也可以用信用卡的現今,應該也再沒有Cashback 這回事(我真有一個衝動去隨意買點甚麼,為的就是讓收銀員問我要不要Cashback)。以前的學生宿舎變成了大學醫務所,大學校園裡內地留學生佔了一半,我唸的學科大概也因為太冷門被拿掉了。單層的25號巴士變成了雙層,那曾把我接連倫敦中心的重要管道隱沒在其他紅色巴士群中。離遠看到初次跟朋友吸水煙的地方變了連鎖店,我頭也不回的往巴士站走去。

臨上Eurostar 前,雖然沒來得及去British Museum 走一轉,卻還可以重回British Library 一次。以前在那裡的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閱讀室上課,課後我們總會坐在外面的咖啡室聊一回才解散。這回我沒有通行證,不能再進去閱讀室,只坐在當年的那咖啡室,一邊欣賞旁邊一如昨日般宏偉的樓高幾層的玻璃書房,一邊感嘆變得光鮮的咖啡室,食物還是照舊難吃。作為紀念,我拿了一個進入閱讀室用的透明膠袋回去(那設計還是跟當年一模一樣)。

這次重回倫敦,於我像是了卻一件心事,是重逢一位多年沒見的故人,尋回一段無疾而終的愛情。我已不再問自己對倫敦的愛有多深,就像我們到了某個年紀就不再輕言愛那樣。她是一個我曾經用心生活過的地方,在我的裡面有着她的刻印,但也僅此而已。

撰於2018年5月21日巴黎

講句對唔住有幾難

我的搪瓷盒子崩了一塊。本來我媽想拿來用時我就抗議過,說她鐵定會把盒子跌傷,我媽說怎麼會。我不想對家人那麼計較,反正那只是十二元店的貨色,就由她拿去用了。結果我看盒子被隨意擱在客廳各個角落好多天(包括很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便想把它洗了放回去,就發現崩了一塊。這麼多年共居累積下來的經驗告訴我,我媽觸碰過的東西都只會有一個結果,而且越是貴重高質的東西越是不得好死。當我試過幾千塊買回來的設計師品牌外套嘗未穿過便被她燙壞、從日本帶回來的松榮堂香立在日本經歷多次遷徙都好端端的,回到香港沒多久就神秘的崩了一角、francfranc杯子被人跌斷了耳仔還被丟到垃圾筒裡疑似意圖毁屍滅跡、書櫃裡和房間的書被無故移動,還有書因而受了重傷⋯⋯我就知道,既然我媽是那麼天生異稟,又從來不覺得那些傷亡跟自己的特殊能力有關,也不會停止觸碰我的東西(她的概念裡沒有私人和公共的分野,不管我抗議多少次仍經常私自闖進我的房間裡動我的東西),我要麼搬家(哪有錢),要麼是不擁有任何具有價值的東西(人生意義何在),要麼跟着潮流佛系一下,不阻止我媽搞破壞,也不停止收集鍾愛的物件,總有一天那些壞了的東西都會自動回復完好(道行未夠)。但我想講的不是在我家私人空間和私有財產不被尊重這回事(雖然這也有很多可說的),我想講的是一種拒絕承認錯誤的文化。

有趣的是,那可能不只是我家,而是中國人普遍共享的文化。「唔認衰」,「唔衰得」。我發現自己「唔衰得」這性格上的缺陷時是唸中一的時候。上地理課的時候,我因為之前缺課,不知道發了家課,被老師指出我欠交家課時,我即時嘟嚷起來:唔係啊--老師當堂切斷了我的藉口:甚麼唔係啊?妳沒有上課就不會問其他同學?那不是妳的責任?我即時噤聲了。那時我受的當頭棒喝,是我活了十一年才首次發現自己愛逃避責任、不懂認錯的性格上的缺陷。從記憶裡搜尋,我的確從來不會對人說「對不起」,彷彿承認錯誤比犯錯本身更叫人可怕。自從那一天後,我就沒有再說「唔係啊」這三個字,而且每逢從他人口中聽到都會感到耳朵發痛。那位老師教我的地埋知識我都還她了(雖然測驗都拿滿分),但這一課我到現在都牢牢記住。

但「唔衰得」的劣根性始終根深蒂固,我仍然未悟得道歉的學問。大一的時候,外遊時探望移居當地的同學,在停車場泊車時,跟隔隣的車子靠得很近,我開門的時候,車門剛刷到了人家的車子,剛好回到車旁的車主就光火了,開口就罵個不停。同學馬上着我道歉,我卻呆在原地不懂反應。在那幾秒鐘的光境,我下意識先是想要否認自己有所犯錯,當意識到錯的確在我時,卻又無法讓自己表現出歉意。這究竟是哪門子的自尊心,「對不起」這三個字竟比「我愛你」還要讓人難以啟齒。即使事過境遷,我仍在心裡跟自己說那個白人女子根本是歧視華人才這麼裝腔作勢云云,阿Q式的保全自尊的卑劣意圖實在讓現在的我想來也覺羞愧。

你說,講句對唔住有幾難呢?對唔住,係真係好難的。道歉、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是打破自己一直維持的美好自我形象,是不容易的。被人公然直面指出錯誤時,認錯就更困難。尤其對於由小到大都在沒有人對人道歉的環境成長的人來說,「對唔住」這三個字應如何發音也是一個難題。

回到我的搪瓷盒子。我向我媽表達不滿後,她否認是她做的。雖然她實在有太多前科,她無記性的程度也令人懷疑她只是忘記了,但疑點歸於被告,我於是又去問我爸。他的即時反應是:本來就爛咗架啦!當我指出之前沒有,他悻悻然的說他沒有碰過(沒有碰過又怎會知道本來就爛咗?)。再跟我媽核對過證供,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犯人是我爸,是他拿了盒子來裝花生糖,而我媽用的是另一個(我有兩個搪瓷盒子)。最讓人不忿的是,我爸為了逃避責任竟然說謊;就算錯不在他,可能是無心之失又或者並不知情,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錯推回給受害人吧(他那句不就是說我在說謊?)。覺察到我已經解開謎底後,我爸就開始說些甚麼搪瓷的本質就是會破等等的爛藉口意圖轉移視線推搪責任了。這跟我當年的「唔係啊」和白人歧視華人論根本沒有分別。我終找到了我「唔衰得」性格的來源了。

我爸明顯也是受我爺影響,整個家族一直傳承這個「唔衰得」的性格。多年前,我爺仍在生的時候,有一天我媽投訴有人弄斷了她的書法用墨塊,還悄悄的以膠水黏合了意圖蒙混過關。那時我就覺得我爺可愛又可憐,用那麼蠢的方法就是怕被發現,他一定很怕被媳婦罵了。當然大家都知道誰是犯人,但我媽就總是半開玩笑的硬要指犯人是我,要我招。雖然是玩笑,卻竟持續笑到今天,清白之軀的我這些年來不斷被指控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心裡其實是不愉快的。我們固然都不喜歡被直面指出犯錯之處,即使被指出犯錯也不願坦承及道歉,何況是根本沒有錯呢?我們家就是如此奇怪,犯錯的人不認錯,卻要沒犯錯的人去揹那罪名。

到最後,一如既往,當然是沒有人認錯也沒有人道歉的草草了事了。

不只個人,中國人的政府也不道歉,視道歉為軟弱的行為。當我看到香港警察至今仍拒絕向人肉路障的傷者道歉,我就覺得連對着自己人民都不屑道歉、不敢承擔責任的政府,又有甚麼臉去要求菲律賓政府為馬尼拉人質事件向我們道歉?沒有勇氣面對及承擔自己的錯誤的政府,才是最軟弱的,也實在怪不得人家政府瞧不起你。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日本那種道歉文化是否另一個極端--當道歉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形式,甚或取代承擔責任本身的時候(住在日本的時候,常常看到公眾人物在電視舉行記者招待會為自己的醜聞公開道歉,大家看過事主表演道歉,滿意他的演出的話,往往都前事不再追究,這於我是非常匪而所思的事),那種歉意又具有多少真誠,又會否來得太輕易呢。也許在不同的文化語境裡,認錯也有不同的含義。例如中國人會覺得認錯不但會傷自尊,還要承擔責任,所以不會輕易認錯。對日本人而言,不認錯的代價卻比認錯的更大;認錯對愛面子的日本人來說也不是易事,但道歉過後很多時會從輕發落甚至一筆勾消,表現好、躹躬躹得好看的話甚至會獲得欣賞。可以說,對日本人來說,犯錯不道歉比犯錯本身還要更大罪。只是,兩者比較的話,我想我還是想以日本人為榜樣多一點。起碼,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才是真正對自己的尊重。

四月的獅子

今年沒有特別留意各電影節節目,卻意外地看了兩齣同樣出自日本導演戲名裡又有「獅子」的電影。先有HKIFF 諏訪敦彦夥拍Jean-Pierre Léaud 的《Le lion est mort ce soir》,然後有鮮浪潮大師班矢崎仁司《三月のライオン》。前者是對法國新浪潮致敬作,那種隨意、超現實的跳脫與浪漫詩意以及戲中戲都予人似曾相識的感覺,又不乏新鮮。日本獨立電影經典作的《三月のライオン》更是讓人眼前一亮,只是我有眼不識泰山,名字早有聽聞,看這才是第一次。這部三十年前拍的電影現在看來仍然毫不過時,每一幀畫面都令人嘖嘖稱奇。獨立電影很多時並不一定「好看」,這卻是實驗性和可觀性兼備的絕佳作。矢崎導演的映後談也活潑非常,從意念到製作的種種都娓娓道來,直白而不失幽默(擔任現場傳譯的男生表現非常出色,在此一讚)。電影來說,除了那非常「日本文藝片」的美學(如女主角的形象設計,現實裡會有一個揹着冰箱四處走的女生嗎?竟讓我聯想起岩井俊二的早期作品),最讓我感服的是導演說故事(或者是不說故事)的方法。就像傳統日本藝術形式所追求的意會,矢崎導演說他的電影不說故事,情節背景等資料可免則免,在影院的兩個小時裡,觀眾不用忙於追逐劇情,而是感受電影每一幀畫面。這就像中國藝術所指的「留白」。的確,好的小說和電影都不會把所有資料明明白白的羅列出來,而是透過刻意的保留和隱藏,藉着「留白」來述說一種無以名狀,只能意會的故事。想着想着,忽然我就很想回去寫我的小說了。看到好的作品,就會讓人也有想要創作的慾望,那大概是唯一比得上戀愛的情熱。

撰於2018年4月8日

最後一課法文課

現在寫這個是有點奇怪,尤其下星期便是Art Basel,總會有出現在灣仔的理由。我喜歡自己是一個容易感傷的人,雖然近年都極力壓抑那種自我沉淪式的多愁善感老土文藝青年風,骨子裡仍是喜歡自己是一個能被感動的人,只要那種感動不要太廉價就好。剛上畢最後一堂法文課,不知不覺的竟然滿三年了(三年了卻還只是這個程度嗎?虧你還說得出口)。自從買了往巴黎的機票,我已經在為將要告別逢週二晚的法文課感到很不捨。當然那是對一種習慣了的規律的依戀,不知如何處置對身邊似近還遠的人們的情愫的尷尬,就像以前會想念校園、工作經年的地方。我以為我這個常常四處遊走的人馬座早就習慣了道別,習慣了有些關係無疾而終而不帶罪疚。我想了又想,這一回是有點甚麼不一樣的。於是我發覺,我是在哀悼灣仔。生活在香港的我,其實並不太認識這個地方,除了日常生活需要去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沒有去過。灣仔是其中一個我這些年來因為各種原因去得最多的地方。不計中學時都蒲集成188,在那裡買漫畫日本初回限定盤日本精品,我第一份工作的辦工室就在英皇集團中心斜對面的東亞銀行樓上,每天下班都會徒步往銅鑼灣(所以同德大押的清拆對我的心靈起了極暴力的震撼:沒有了同德大押,我基本上不認得來往灣仔和銅鑼灣的路了),在金百利東角百德新街走一圈才回家吃飯。那時也開始了學習油畫和日語,藝術中心(兩邊校園都試過)和日本語學校都在灣仔,所以即使往後的工作地點搬到中環、堅道、上環,我仍然每週一至兩次來往灣仔,直到我去日本工作假期為止。我喜歡上罷日語課後,直接在商廈對面的電車站乘電車回家,那趟車程要比從合和中心乘巴士回家浪漫得多。從日本回來之後,我馬上又報讀了法國文化協會的課程,才落機一星期便又踏足灣仔了,就這樣又三個年頭。這些來往灣仔的時間當然不只是單純物理地域上的轉移,在那些少至兩小時多至半天的短暫時光片斷裡,總有發生過一些特別的時刻,牽起過一些特殊的情感。由是在我的情感記憶裡,灣仔是一塊從未消失的地圖。所以現在忽然那麼茫然若失,我想那是因為,自己跟灣仔的緣分是暫告一段落了。就像之前所說的,我總是只會去有需要去的地方的人。只有在去旅行的時候,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需要在那個地方,反而所有地方都能成為我發掘興趣的所在。對於香港,我總是在日常行為中,不自覺地,可有可無的逐點認知的。天曉得我回來的時候,灣仔又會以甚麼姿態召喚我呢。

Freelance隨想

基於工作道德也不要打爛自己飯碗着實不應該公開談論自己的工作,在此只是想發表一些有關傳譯的感想。即時傳譯可算是翻譯工作中難度最高的一種,收費也最高昂。聽說過做一天即時傳譯,便有一萬元了。那難度在於傳譯者得在很短時間內即時作出翻譯及將之組織成有條理的句子,並清𥇦覆述一次。別說沒有使用字典或其他工具的餘裕,我才翻了一句句子,很可能已跟不上接着那一句了,所以我知道這個沒有甚麼急才的自己,是不能當即時傳譯員的。我最近在做一個講座的錄影字幕翻譯,因為講者是日本人,以日語演講,我使用的原材料來自即時傳譯員的口譯聲帶。雖然委托方很好心給了我很多輔助文件,如有原文的影片和講者的powerpoint,但那些始終只是輔助文件,用於一些資料上的核對,但我發現自己結果花費了很多時間在翻查那些輔助文件,時間上是虧了大本。原因在於那個即時傳譯員的翻譯,文法錯是小事,用字的問題也算,句子斷裂無連貫,最差的是為了填補空白,常常塞進些無謂多餘重覆的字眼字句,讓急於理解的聽者如我甚為痛苦。當初我想雙聲道互相比對,後來覺得自己不可能花這種時間(我幾乎忘記了自己報的價只是英語的傳譯不包日文原文),就直接把我聽到的都打下來,之後再整理算了。出來的結果可謂差過Google Translate。幸而兩位傳譯員之中只有一個是這樣差,另一個的傳譯則非常出色,基本上不用整理修改。由是我生了兩個疑問:一、製作錄象字幕是否不應用即時傳譯員的聲帶?因為無論傳譯員的表現有多好,都一定跟原文有所偏差和遺漏。二、現在都已經有將聲帶直接傳譯成文字的科技,只需按一個按鈕就成了,又何需我花好幾天的時間去處理一段不足兩小時的聲帶?尤其是之後還會有編輯人員負責較對。又或者,即本連即時傳譯員也用不着?反正如果出來的效果也只不過是Google Translate 質素的話。唉結果我都是在砸自己飯碗。

羅樂敏《而又彷彿》

而又彷彿,我始發現自己陷入失眠。黑暗中我拿着手機,不斷更新選舉點票直擊,彷彿執念足以扭轉結果。新手機有時會自動離線,讓人焦燥不已。無法刷新社交媒體app追蹤某人的行跡,彷彿執念足以改變事實。昨夜沒睡好,惰性拒絕直面案頭的工作。//他們何以出現何以消散呢?/這是個沒法終結的下午。// 不如寫詩。但是我不喜歡詩,我是一個讀小說的人,也不太介意小說裡有適當的詩意。「適當的」一個日本男生經常說。不多不少的剛剛好。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念着我。為甚麼總是對喜歡自己的人如斯殘忍。//一個不幸的人被賦予詩的形狀// 看書這回事,不是經典口碑,就是認識作者。寫作的人豈能太孤清?但是我喜歡羅樂敏的詩。如果我寫詩的話,我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自己會是這一種的。始料不及的聯想。轉瞬即逝的意象。如果我的小說有一天得以完成的話,它會是這一種的,或者我希望它會是這一種的。//似一種/不對應任何古老問題的回答。//